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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的文明邏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
2020年08月08日 16:51 來源:《哲學研究》2020年06期 作者:唐愛軍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闡釋中國道路不能僅僅停留在富強邏輯等層面上,需要上升到文明論高度,揭示其內在的文明邏輯。近代以來,中國不斷被拋入到現代資本文明體系當中,這使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孕育和發展的中國道路呈現出雙重維度的文明邏輯:一是中國道路必須吸收現代資本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以實現從傳統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二是中國道路必須對現代資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態,開啟一種新文明類型。新文明類型構成了中國道路文明邏輯的核心規定性,它以“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人類社會”原則以及“和平主義”性質等為基本底色。

   關鍵詞:中國道路;文明邏輯;現代資本文明;新文明類型

   作者簡介:唐愛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近些年來,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干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保ā妒舜笠詠碇匾墨I選編》上冊,第110頁)中國道路已然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話語試驗場”,從學理角度深入闡釋中國道路,進而掌握中國道路話語權,成為新時代緊迫的“思想任務”。本文立足歷史唯物主義視野解讀中國道路,深入闡釋其內在的文明邏輯,力圖深化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道路的重要論述的認識和研究。

   一、中國道路的文明論視角

   文明一詞在中國很早就出現,比如,《周易·大有》就提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蔽鞣轿拿鳎╟ivilization)觀念進入中國,深受日本的影響。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認為:“文明是一個相對的詞,其范圍之大是無邊無際的,因此只能說它是擺脫野蠻狀態而逐步前進的東西?!保ǜ芍I吉,第32頁)文明與進步具有本質性關聯。與立足于“精神”“文化”層面的界定不同,我們主要著眼于唯物史觀視角理解文明,它是一個涉及人類實踐方式及其社會形態(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諸要素)的總體概念。探討中國道路的文明邏輯,就是揭示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實踐,中國道路所包含的獨特的生產方式、制度載體和價值取向,尤其是它在促進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中的“進步邏輯”。由此可見,探討中國道路的文明邏輯,或從文明論視角把握中國道路,核心在于闡釋中國道路在推動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進程中所具有的“進步邏輯”及其價值類型。

   當前,從文明論視角闡釋中國道路具有極其突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一,它有利于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國道路的豐富內涵,避免對中國道路的片面化解讀。大體說來,學術界對中國道路內涵的認知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發展模式(經濟增長模式和社會發展模式是核心)。該路徑主要探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社會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等,即關注“中國奇跡”背后的邏輯。二是中國改革模式。該路徑把中國道路歸結為40多年來中國走出的成功的改革道路,主要關注漸進式改革模式、改革順序、改革方法論等問題。三是中國制度模式。該路徑主要把中國道路理解為中國制度模式,它既不同于傳統的蘇聯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模式,而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些解讀視角主要還是在器物層面和制度層面上理解中國道路,的確抓住了它的一些重要規定性,但是還不夠全面。中國道路本質上是一種獨特的文明模式,我們只有上升到文明論高度,才能透視其文明邏輯,進而呈現包括發展模式、改革模式、制度模式和文明模式在內的中國道路的“整體圖景”。

   其二,它有利于明確中國道路的目標導向,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崛起主要是經濟增長,是綜合國力甚至硬實力的增強,中國道路的目標就在于實現國家富強。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的是,中國要“趕超英美”,重新成為世界強國,躋身世界前列。孫中山當年就明確說過,復興是使中國重新成為“世界一等大強國”(《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74頁),乃至成為“最富最強之國”(《孫中山選集》,第188頁)。這些觀點實際上是停留在“富強邏輯”對中國道路、民族復興的闡釋,容易以偏概全,形成錯誤的目標認知。中國道路既有富強維度,更有文明維度。中國道路決不是囿于富強邏輯,僅僅致力于硬實力抑或軟實力的提升,它所開啟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決不是追求“世界排名”,它有更高的追求,這個更高的追求就是文明崛起、文明復興。富強邏輯本質上是實力邏輯,容易導向“強權即公理”。如果僅僅追求成為“另一個美國”,中國道路并不具有任何“世界歷史意義”,只不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翻版,無法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叢林法則?!爸腥A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在于它將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而且還在于,其在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將客觀地開啟出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保▍菚悦?,2017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然是富強和文明的統一,兩者一直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孜孜追求的,如果說,在舊中國,人們“全力關注中國的令人遺憾的衰弱,把矛頭直指中國所缺少的富強”(史華茲,第218頁),那么,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新時代,民族復興的核心則在于揚棄狹隘民族主義,超越舊有國際格局,構建更高類型的文明。當然,中國道路的文明內涵是多重的,但核心是每個人的幸福生活,“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習近平,2017年b,第354頁)

   其三,它有利于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回擊“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等西方話語。西方話語對中國道路、中國崛起的歪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道路“只有財富沒有自由”,常常用“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等話語規制中國道路,認為中國道路是游離于現代文明主流的“例外”。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道路、中國崛起必然會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導致沖突與戰爭。亨廷頓的觀點極具代表性:“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經歷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后的年代里,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后不會采取同樣的做法?!保ê嗤㈩D,第205頁)總的來說,西方一些人總“認為中國發展起來了必然是一種‘威脅’,甚至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國就要攝取世界的靈魂”(習近平,2014年,第264頁)。這些誤解或偏見的要害在于,它們仍然局限于實力邏輯、國強必霸邏輯看待中國道路,把中國道路、中國崛起所具有的性質完全限制在現代性框架中加以認定。從文明論視角闡釋中國道路,就在于超越現代性的西方中心主義、資本主義擴張的強權邏輯,展現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新文明要素,牢牢掌握中國道路的道義制高點。

   對關于中國道路的種種質疑的有力回擊之一,就是深刻闡釋中國道路的文明邏輯。本文聚焦于人類歷史發展道路——具體化為現代化道路——視域,探討中國道路在現代文明中的基本定位,并由此展露其內在的文明邏輯。

   二、中國道路文明邏輯的雙重向度

   考察中國道路的文明邏輯,要以現代文明為參照系。從起源看,現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甚至是西歐的地域性文明?,F代文明的一般原則表現為“西方原則”。韋伯甚至認為,現代文明的要素都是西方產物,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地域性、特殊性文明為何能擴展至全球,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并一度被冠名為“現代文明”?這就涉及到西方文明背后的根本邏輯,也就是現代文明的本質——以資本為基本建制的資本主義文明。從本質上看,現代文明就是資本文明,本文統一表述為“現代資本文明”。與一些學者將資本或資本主義視為現代社會某個部分(如“經濟結構”“精神氣質”)的觀點不同,馬克思把資本視為一個總體性概念,現代文明社會也就是“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近代以來,中國不斷被拋入到現代資本文明體系當中,這使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孕育和發展的中國道路呈現出雙重向度的文明邏輯:一是中國道路必須吸收現代資本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以實現從傳統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二是它必須對現代資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態,開啟一條新文明類型的實踐道路。

   (一)現代資本文明的本質及其界限

   “資本不過是文明的另一名稱?!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87頁)馬克思對“資本文明”(或資本偉大作用等表述)論述不少,這里引用四段典型的論述:第一處:“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余勞動……由于資本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實現這種欲望的條件不斷地驅使勞動生產力向前發展,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69頁)第二處:“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保ㄍ?,第90頁)第三處:“在資本的簡單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著資本的文明化趨勢等等,這種趨勢并非像迄今為止的經濟學著作中所說的那樣,只表現為外部的結果。同樣必須指出,在資本的簡單概念中已經潛在地包含著以后才暴露出來的那些矛盾?!保ㄍ?,第95-96頁)第四處:“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頁)從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我們可知,現代資本文明的本質在于資本所具有的“文明面”或“文明化趨勢”。大致說來,資本“文明面”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在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二是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三是培養了人的社會屬性,創造了更多的自由勞動時間,促進了人的發展;四是促進了新社會因素的產生。

   資本“文明面”的核心在于資本構成了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機制。與此同時,我們只有把握資本與現代生產的內在關聯,才能真正切中資本文明的核心邏輯。資本要創造剩余價值,必須要進入生產領域,它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生產類型:(1)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為了獲取絕對剩余價值,一方面需要不斷擴大流通范圍;另一方面需要克服各種界限,用資本邏輯統攝的生產方式取代傳統的生產方式。(2)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的文明化趨勢主要是資本的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結果,中心環節是擴大消費范圍:“第一,要求在量上擴大現有的消費;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推廣到更大的范圍來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9頁)資本無止境的致富欲望,驅使它進行“雙重開發”:一是“開發”自然界。資本要“探索整個自然界,以便發現物的新的有用屬性”,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必然“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最高點”。(同上,第89、90頁)二是“開發”人的需要。資本的實現是在流通領域,資本必須通過消費才能實現自身的增殖?!百Y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一種歷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保ㄍ?,第69-70頁)資本的“文明面”就在于,在資本驅動下,自在自然不斷被人化自然所代替,“自然的需要”不斷被“歷史地形成的需要”所代替,由此形成了“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從對資本的“文明面”的分析,我們可以透視到,資本實現自我增殖的兩個關鍵環節:占有、開發無限多的自然資源是資本的起點,資本增殖是在生產領域;刺激人的需要、促進消費是資本的終點,資本實現是在流通和消費領域。資本自我增殖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也決定了這兩個關鍵環節的運動也是無止境的。在此,我們觸及到現代資本文明的樞紐——進步強制及其表現形式(生產強制和消費強制)。

   海德格爾明確提出“進步強制”的概念:“是什么通過規定了整個大地的現實而統治著當今呢?〔是〕進步強制(Progrssionszwang)。這一進步強制引起了一種生產強制。后者又與一種對不斷更新的需求的強制聯系在一起?!保ê5赂駹枺┖5赂駹栔饕眠M步強制來言說現代形而上學的本質,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表達過進步強制的類似思想,并將其領會為資本或資本文明的本質:“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a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頁)進步強制規律驅使資本不斷擴大生產、改進技術和開發新的需要,“這個規律不讓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37頁)在資本擴張過程中,有兩種主要作用方式:一是在生產和經濟領域,通過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二是在社會生活領域,通過資本邏輯統攝社會生活邏輯。通過這兩種作用方式,資本強制將整個世界納入到自身運動過程中,推動社會和人的“進步”。資本增殖推動的進步強制并不是無止境的,它必然會遇到內外兩個界限。一是“內在界限”:(1)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交換價值的界限;(2)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3)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交換價值是使用價值的生產的界限。(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6-97頁)四個界限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生產過剩,它是資本文明化趨勢的根本限制,也是進步強制的終結點。二是“外在界限”,它指的是,現代資本文明展開進程中所遇到的外部(負面)效果界限。外在界限一般包括自然的界限(自然異化)、社會關系的界限(社會分化)、世界和平的界限(全球沖突)以及人的生活的界限(人的物化)。簡單說來,現代資本文明是以自然和社會等外部世界的異化為代價的,一旦這些代價到了一定的極限,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就難以為繼了,人類社會就會抵達現代資本文明的歷史限度,正如有學者鮮明地將這一歷史限度標示為“三大崩潰”:人與人、人與自然、全球關系(參見任平)。自此,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和文明形態就會改弦更張。

   (二)現代資本文明下的中國道路

   “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頁)資本文明在現代世界中獲得了它的“絕對權利”。落后民族絕不是通過自由競爭、市場分工和平等交換等主動加入到現代資本文明體系當中的,而是通過西方殖民主義被拋入到這個體系中。19世紀50年代,在關于東方社會的一系列評論中,馬克思實際上指出,東方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毫無招架之力,落后的東方文明被比它更高的文明所征服,顯示出歷史的必然性。長久以來,東方社會“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同上,第683頁)。英國在印度用新的社會經濟結構逐步代替舊的社會經濟結構,這反而成為整個亞洲“唯一的一次社會革命”(同上,第682頁)。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的殖民統治是極其野蠻的,給東方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盡管馬克思從道德評價的角度給予了譴責,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此,而在于,先進的資本文明消滅落后的農業文明乃是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由此,馬克思才說,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同上,第683頁)。馬克思客觀地描述了資本文明對一切民族或國家的統治權:“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保ㄍ?,第36頁)對近代以來中國發展道路的任何探討,都不得不置于現代資本文明所設置的支配-從屬關系中。正如恩格斯論述中國時指出的:“隨著英國人及其機器的出現,一切都變了樣,并被卷入文明之中?!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2頁)

   我們同樣不認為,馬克思主張用一種“全盤西化”的文明方案來規定落后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如果說,在19世紀70年代之前,馬克思還帶有或明或暗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那么,馬克思晚年思想所實現的“非西方”轉向使得西方資本文明(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被進一步反思。我們可以簡單舉一些例證。比如,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反對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解讀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比如,1881年,在給查蘇利奇的信中,馬克思明確了關于資本主義文明發展進程的“歷史必然性”的邊界問題。他斷然否定了“世界各國由于歷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義生產各階段”的觀點。馬克思認為,俄國公社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的東西,因此,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8頁)。再比如,1882年,在俄文版《宣言》的“序言”中,馬克思談到:“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頁)從馬克思晚年一系列思想來看,他認為,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發展階段,跨越卡夫丁峽谷是有可能的。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東方社會能否“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從文明邏輯的論域看,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實際上說明了,某個落后國家不經歷資本主義文明發展階段,并不意味著就必然違背了人類文明發展大道,當然前提在于它能以某種方式充分吸收同時代的資本主義文明成果。

   我們從純理論回到中國現實中來。近代中國能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從而完整地經歷資本主義文明發展階段?答案是否定的。就外部條件看,西方國家所謂的“文明傳播”無非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與統治,它根本不允許中國有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階段。就內部條件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條件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承擔不起掃除發展資本主義文明的障礙,即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拔逅倪\動”之后,中國無產階級逐步掌握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權,中國革命、中國現代化道路沿著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定向的道路不斷前進。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的勝利,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道路基本路向轉化為實踐。1956年的所有制改造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跨越,自此,中國發展道路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而進入到社會主義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去了。當然,中國實現社會形態的跨越只是超越現代資本文明的第一步。(參見吳波)現代資本文明的基本取向是現代化。中國能在占有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成功開辟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批判”或“超越”,而非性質上的“簡單不同”。由于各種錯綜復雜的原因,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早期并沒有突破蘇聯模式,其現代性模式同樣具有強烈的反資本文明的基本特征,它可以被表述為“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模式”。(參見汪暉,第65頁)該模式抽象否定資本文明,并不能形成一條行之有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進而也無法從根本上超越現代資本文明形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主要特征就是改革開放。通過改革,中國道路實現了對資本邏輯、市場經濟邏輯等有限度地承認;通過開放,中國道路重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以獨立自主的姿態融入到資本文明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去。這里,我們不可能對百年來的中國發展道路進行詳細梳理,只能進行粗線條的總結:從1840年到1949年間,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完全處于資本文明的“三個從屬”的支配關系中,展開的只能是被動的、局部的現代化;1949年以來,中國開啟了主動的、全面現代化進程,社會形態的跨越使得中國走上了不同于資本文明的社會主義文明進程;1978年以來,百年來的現代化探索結晶凝結為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中國道路從資本文明的絕對的支配-從屬體系當中脫離出來,但又必須承認并充分發揮資本“文明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開放,大量吸引國際資本,占有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上的新型文明,它表現為對資本文明的批判與超越的姿態:超越了以資本為主導的發展邏輯,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堅持共同富裕方向,等等,一句話,其核心邏輯在于用社會主義力量(公有制、國家政權、人民力量等)駕馭資本。我們會在第三部分較為詳細地論述中國道路對現代資本文明的超越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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