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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 論“法律與文學”運動的整體思想圖景
2020年01月03日 10:56 來源:《中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鄧春梅/羅如春 字號
關鍵詞:“法律與文學”;后現代;現代自反性批判/

內容摘要:實際上,“法律與文學”運動是一個非常松散的學術陣營,從其具體理論主張與主要研究方法來看,它既呈現出顯著的反理性主義、反基礎主義的后現代特性,又承繼了“法律何以在更加正義的世界中服務于人類目標”這一現代主義法學的基本意旨;與其說,它是對現代主義法律觀念與風格的后現代解構與反叛,毋寧說其是在現代主義法律觀念之內的自反性后現代批判。

關鍵詞:“法律與文學”;后現代;現代自反性批判/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學界通常認為,探討文學法學內在關聯的“法律與文學”運動,屬于后現代思潮的典型產物。這種認識雖非顯失妥當,但卻失之簡單。實際上,“法律與文學”運動是一個非常松散的學術陣營,從其具體理論主張與主要研究方法來看,它既呈現出顯著的反理性主義、反基礎主義的后現代特性,又承繼了“法律何以在更加正義的世界中服務于人類目標”這一現代主義法學的基本意旨;與其說,它是對現代主義法律觀念與風格的后現代解構與反叛,毋寧說其是在現代主義法律觀念之內的自反性后現代批判。

  關 鍵 詞:“法律與文學”/后現代/現代自反性批判/“法律中的文學”/“作為文學的法律”/“有關文學的法律” 

  作者簡介:鄧春梅,博士,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治湖南建設與區域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湖南 湘潭 411105;羅如春,博士,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 湘潭 411105 

 

  20世紀中后期,作為對“法律經濟學”運動(Law and Economics)的一種反動與糾偏,“法律與文學”研究(Law and Literature)率先在美國出現,并迅速發展成圍繞“文學法學內在關聯問題”展開的一個交叉學科研究學派。因為反對法律經濟學的“理性人”預設,同時具有跨學科研究的反傳統、反主流等典型特性,“法律與文學”運動通常被視之為“后現代”思想譜系中的典型代表。這樣一種認識雖然不乏合理之處,但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對此項運動整體特性的準確認知。

  一般認為,1973年美國密歇根大學英語與法學教授詹姆斯·懷特(James B.White)《法律的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屬性研究》①一文的發表,標志著以反思與批判傳統法律理性主義為主旨的“法律與文學”運動的正式出現。②此后,佛格森(Robert A.Ferguson)《美國文化中的法律與文學》(1984)、威斯伯格(Richard H.Weisberg)《語詞的失?。含F代小說中作為主人公的律師》(1984)、托馬斯(Brook Thomas)《對法律與文學的詰問》(1987)、魏斯特(Robin West)《敘事、權威與法律》(1993)、南·古德曼(Goodman Nan)《令人困擾的認罪:法律與文學中的有罪陳述》(2001)、克拉克遜(Carrol Clarkson)《模棱兩可的見證人陳述》(2009)等相關研究大量涌現,“法律與文學”運動作為一個“交叉學科研究學派的地位日益鞏固”③。依據探討主題與研究方法的不同,學術界通常將此一研究運動區分為“文學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通過文學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作為文學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以及“有關文學的法律”(Law of Literature)四種不同的研究路徑。④從已經發表的文獻來看,這些研究路徑之間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學術主張,也不存在基本統一的研究方法;每條研究路徑內部常常也是爭論不斷、視角各異。因此,整體而言,除了“研究法律與文學的相互關聯”這一共同研究范疇外,“法律與文學”運動是一個極其松散的學術流派。

  “法律與文學”運動的濫觴與鼎盛,正值后現代思潮大行其道之時。1970年代以降,撼動絕對理性根基、解構歷史與真理雙重宏大敘事的后現代觀念開始濫觴。此間及其后興起的西方各種學術思潮均浸淫其中,飽經思想洗禮或侵蝕,以至于此后完全不受其影響的學術思潮與理論主張幾乎不復得見。作為一種力圖超拔傳統法學與文學的“交叉學科研究學派”,“法律與文學”運動同樣深受后現代思潮的影響?!胺膳c文學”運動直接導源于對20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與歐洲日益興盛的“法律經濟學”運動的一種反動。相比于法律經濟學對人類理性能力的突出強調,“法律與文學”運動宣稱,真實的人性遠比經濟學崇尚的“利益計算模式”復雜得多。這樣一種高調的“反理性”論斷,多少契合了后現代法律理論反基礎主義、反理性主義的基本精神。再者,不同于現代法學主要立足于白人男性法官、律師、學者等主流法律人的內部視角,“法律與文學”運動主張應該從被主流法律話語邊緣化的人群出發,通過講故事、文學解釋、文學批評等后現代研究方法,揭示女性、同性戀、非白種人等人群的法律感受與認知。這樣一種反主流的外在視角,使得此一運動的“后現代”意味愈益濃厚。尤其重要的是,如前所述,不同于傳統法學流派具有相對統一的研究方法,秉持基本一致的學術觀點,“法律與文學”運動呈現為一個非常松散的學術陣營。相關研究除了探討“法律與文學的相互關聯”這一寬泛的共同主題以外,該學術運動并未形成統一的研究視角,也不存在一以貫之的研究方法。這樣一種“蕪雜零亂”的學術生態,與后現代運動解構主義、反中心主義的“碎片化”意象正相匹配。

  綜上,“法律與文學”研究呈現出后現代法學解構主義、反基礎主義、反理性主義、外部視角主義等諸種特性,因此將之貼上“后現代”這一當代最為矚目的學術標簽,遂成為學術界錨定此項運動基本特性最常見、也最省事的一種做法。⑤不過,隨著后現代思潮的不斷發展,“后現代”這一稱謂本身已經遭到嚴重濫用而趨于泛化,其意義變得混亂矛盾、陳腐不堪。就此而言,用“后現代”之名泛論“法律與文學”運動的理論屬性,雖不能說顯失妥當,但卻無法清晰揭示其理論屬性。而且,“法律與文學”研究陣營內部分歧甚多,將之籠統劃歸“后現代”范疇難免失之精準。鑒此,本文擬細致梳理“法律與文學”運動的各派主張,以期進一步厘清其整體思想圖景。

  鑒于“法律與文學”運動內部觀點蕪雜不一,為了簡潔清晰地把握其理論特性,后文擬以“法律與文學”運動幾種不同研究路徑為分析框架,分別探討其理論特性。從已經發表的文獻來看,“文學中的法律”研究最為常見,其理論主張也最具啟發性與影響力?!拔膶W中的法律”研究,顧名思義,主要研究文學文本,尤其是經典文學作品中與法律有關的情節與故事,挖掘其中隱含的法文化觀念與深層次的法理問題,如丹勒普(C.R.B.Dunlop)對《荒涼山莊》,威斯伯格(Richard H.Weisberg)對加繆、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研究⑥?!巴ㄟ^文學的法律”研究則主要屬于法政治學范疇的研究,探討通過文學作品展開的社會控制、價值整合、文化教化等問題。不過,就論者的具體研究來看,“文學中的法律”與“通過文學的法律”兩種研究路徑的界限十分模糊,如威斯特(Robin West)對經典文學作品中法律問題的探討,其目的在于解讀法律話語體系與文學故事傳播在共同體政治倫理重構過程中的重要意義⑦。因此,本文將“通過文學的法律”并入“文學中的法律”一研究路徑中予以考察。

  從出現的時間節點來看,“文學中的法律”研究的興盛受到后現代思潮的激發,但其并不能完全說成是后現代思潮催生的產物——它產生的年代明顯早于后現代運動的濫觴。早在1907年,美國學者魏格默爾(John H.Wigmore)就在《法律小說一覽》一文中勸誡法律人應該借助文學名著來洞察人性。1925年《耶魯評論》又刊發了著名法官卡多佐的文章《法律與文學》。文中,卡多佐對司法判決的修辭藝術與文學風格進行了專門的分析。實際上,文學作品對法律主題的關注與描述歷史久遠、源遠流長,從西方古典時期的《荷馬史詩》《安提戈涅》,到近代的《威尼斯商人》《失樂園》,再到當代的《審判》《在法的門前》;從中國古老的《詩經》,到《論語》《春秋決事比》,唐宋以來的公案戲曲與公案小說,再到當代中國反腐題材影視文學的盛行……可以說,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下最為突出的法制流弊與正義難題,往往成為同時代文學作品濃墨重彩的書寫主題。因此,雖然作為一種自覺的學術探討,“文學中的法律”之主題研究的出現是一件非常晚近的事情,但若以“‘文學中的法律’主要研究經典文學作品中與法律有關的情節與故事”這一學界寬泛判定來看,法律人通過文學閱讀而生的“法律與文學”思考不可能純然是一種后現代思想的產物。

  然而,就研究方法而言,“文學中的法律”具有明顯的后現代色彩。整體而言,“文學中的法律”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名著閱讀法,具體是指通過解讀經典文學作品中與法律主題有關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角色心理與話語符號等,挖掘其所反映的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特定階層或人群的法律想象及其正義觀念。名著閱讀法往往強調法律價值的沖突性,法律人物的復雜多面性,法律審判的歷史性、文化性與地域性,其與現代法學崇尚的價值中立、一體適用的概念分析、邏輯推理、數據統計分析等方法存在明顯的區別,故而具有后現代法學的方法論特征。

  從論者們的價值立場及其學術觀點來看,“文學中的法律”研究則既包含某些現代法學的主張,又彰顯出鮮明的后現代思想傾向?!拔膶W中的法律”研究大致可區分為兩種主要的價值取向,一種與現代法學的基本精神并行不悖,主張“文學名著閱讀有益于法律教育的現代發展”。如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通過對索??死账?、狄更斯、理查德·賴特等人經典作品的解讀,指出文學閱讀,尤其是欣賞文學名著,能夠讓法律人變得富有同情心,因此他們呼吁加強“文學想象和同情與仁慈之間聯系的關注”⑧。威斯伯格也持一種近似的觀點,在他看來,文學名著一方面為法律人提供了各種人文價值最動人的倫理描述,另一方面是展現某一政府專制統治最深刻的警示教材。因此,他主張應該通過經典文學閱讀來陶冶法律人的人文精神,加深其對人性的洞察力。⑨此外,不少研究者指出,一個社會的法律理想往往深受經典文學作品之詩性正義觀念的“砥礪”與“滋養”。另一方面,抽象的法治話語,唯有配合生動形象的文學藝術形式,才能轉化為民眾喜聞樂見的正義“場景”,進而被廣泛接受為一體遵行的法律行為。⑩

  另一種立場頗具后現代批判色彩,它指出文學經典的閱讀不但無法促進法律人文精神的養成,反而很可能正在損害現代人形成正確的正義信念。如不少論者立足女性、有色人種、非西方人的正義觀念與文化認同,對名著閱讀法展開了多視角的批判。他們認為,大多數文學名著都是站在白人男性的視角來思考問題,是西方男權中心主義的產物,并未包含對弱勢群體與少數族裔利益的應有考量,因此亟需反思與矯正。簡言之,在他們看來,通過對傳統文學經典的閱讀,強化的可能恰恰是白人男性的法律偏見,而非值得廣而告之的法律人文精神。(11)

  最后,在此二種針鋒相對的立場之外,不少論者通過文學作品研讀,挖掘出大量非常個性化的法律觀念與法學認知,如約翰森(Rebecca Johnson)通過研究經典電影作品來挖掘加拿大現代殖民過程中的多民族沖突與法律正義問題(12);徐忠明借助包公故事的解讀,展現出中國古代社會草根小民的清官信仰與法律想象(13);馮象則指出《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文學文本承擔著新中國最為重要的政治動員與法律控制功能(14)。這些理論主張主要從文學的外部視角、而非傳統法學熟稔的法律人內部視角來觀察、分析問題。從其具體的價值取向來看,這種外部視角下的觀念認識有時與現代法學的基本精神更加契合,有時又對現代宣揚的權利話語、自然法邏輯等“元敘事”“宏大話語”等構成深刻挑戰,但就其整體性的研究方法而言,則呈現出后現代法學的典型傾向——“外部視角主義”與“反基礎主義”(15)。

  “作為文學的法律”之研究路徑試圖打破法學與文學間長期存在的學科壁壘,主張運用文學理論與語言分析的方法與技巧來解讀法典條文、司法判詞,以及庭審辯論過程中諸如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發展之類的文學屬性。部分新銳的研究者甚至宣稱應該將法律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敘事樣式或故事文本,以期進一步模糊法律文本與文學作品間的認識界線。與“文學中的法律”一樣,“作為文學的法律”之研究路徑內部也充滿了研究方法上的差異與學術觀念上的分歧。這些差異與分歧同樣呈現出現代、后現代思想特性揉雜并存的復雜局面。

  “作為文學的法律”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于,通過分析隱喻、寓言、雙關、對偶、排比等文學修辭手法在法律文本,尤其是法庭辯論、司法判詞中的運用,挖掘其于增強法律表達說服力、感染力、權威性等方面的藝術效果。它與“通過語詞分析,界定法律概念,解釋法律文本,解讀司法判決的確切意涵”這一現代分析法學的經典方法既關聯密切,又區別明顯。就其關聯來看,對法律文本、司法判決的語言風格,法律論證、法庭辯論之修辭手法進行解讀,必然涉及對法律術語、法律推理邏輯與法律論證技巧等分析法學之經典方法的運用。但是,分析法學對法律表達、法律論證的語言分析,是一種“宏大敘事性”的研究方法。他們通常研究法學領域內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問題,如“法律的概念是什么?”“法理學的范疇是什么?”等(16),其意圖在于提升法律語言、法律推理整體的精準性與確定性,因此明顯屬于現代法學的方法論范疇?!白鳛槲膶W的法律”研究則相對微觀而具體,它直接關注的是某一法律文本、某個個案的司法判決、某場法庭辯論個性化的語言風格及其修辭技巧,其意圖是要分析某種特殊的法律表達對其“聽眾”的影響力,因此呈現出“反宏大敘事”、非確定性、個性化的后現代色彩。當然,“作為文學的法律”研究的“個案考察”并非必然缺乏整合性、普遍性的一般認識,如懷特就通過對具體法律判詞修辭技巧的分析指出,文學手法的運用,可以增強法律表達的感染力與說服力。波斯納同樣肯定文學修辭對于法律表達的正面作用(17)。因此,雖然從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來看,此類研究散布出后現代氣息,但從其基本觀點來看,又與現代法學注重語言表達、修辭技法的基本態度大體相符。

  “作為文學的法律”另一種更加新銳的研究視角認為,人類生活在語言的世界里,和文學文本一樣,法律文本同樣是一種結構開放的公共語言藝術。依據研究方法的具體差別,此類研究視角可進一步區分為兩種類型:敘事性(narrative)研究與解釋性(interpretive)研究。(18)敘事性研究將法律視為特殊類型的文學,要求圍繞法律故事的情節設計與話語分析展開,將法律視為一種兼具美學、倫理學、政治學意義的“講故事”的獨特藝術。如不少論者運用“講故事”的方法揭示法律敘事對婦女、少數族群等“他者”話語的冷漠無視與故意遮蔽,意圖彰顯傳統權威“故事”版本之外“不同的聲音”。(19)敘事性研究深受后現代思想的啟發,意圖顛覆現代法學奉為圭臬的“法律科學話語”的統治。后現代理論發言人之一的利奧塔視科學理論是和革命、啟蒙思想一樣的敘事話語,認為其并不具有客觀性的真理內涵。法律正義同科學真理一樣,也在依靠歷史哲學的包括思辨哲學、啟蒙敘事在內的大敘事來使自身合法化。(20)敘事性研究努力表明的,正是一種與之類似的觀念:法律并非理性邏輯或價值中立的科學判斷,而是由受特定歷史文化、不同生活體驗、某種病理心理影響的人們創造的,集虛構想象與真實經歷于一體的不同版本的“故事”而已。

  解釋性研究的基本觀念與敘事性研究接近,它同樣強調法律正義的文化屬性、歷史屬性、階層屬性等“非科學性”特征。解釋性法學將法律解釋視之為文學解釋方法的一種特定類型,如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在《作為文學的法律》一文中強調了法律文本的美學維度,他認為,如同詩歌藝術一樣,法律文本并非現代主義所宣稱的“理性邏輯”,而是一套基于經驗與想象的解釋話語。對法律文本的“閱讀”總是存在看似合理的多個解讀版本,且這些不同版本的理解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與價值的沖突。作為一套獨特的語言符號體系,法律規范現實意義的最終確立即法律解釋的權威版本,則在于特定政治權力引導下某一共同體的文化認同與歷史選擇。(21)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的認識則更加激進,在他看來,作為權力化身的立法者在法律解釋中并不具有實證主義法學所宣稱的不言自明的權威地位。他用“文本”概念取代了“作品”,認為對文本解釋的主要限制只在于“先在文本”,而依據作者意圖來解釋文本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文本是通過閱讀體驗不斷形成的、處于持續更新中的再生產活動。因此,是讀者(法律適用者與法律適用對象),而非作者(立法者),控制著文本(法律)解釋的基本走向與最終意義。(22)

  整體而言,不管是敘事性研究,還是解釋性研究,都充滿了反科學、反理性的后現代法學解構主義氣息。不過,不應忽視的是,同樣有論者通過法律敘事、法律解釋的研究方法與闡釋視角來維護現代主流的法律觀念與法學認知,如費斯(Owen M.Fiss)運用語言解釋、“講故事”的理論技巧捍衛法律客觀性的存在。他指出,任何版本的法律故事,任何一種解釋都無法完全擺脫社會主流話語與主導性觀念的強大影響。正是這些主流的話語符號與觀念體系(如語言規則、文化習慣和法律傳統等)構成了建立“解釋共同體”的“規訓規則”(Disciplinary rules),并且直接決定著語言的可交流性及其解釋的相對客觀性。(23)德沃金(Ronald M.Dworkin)則通過法律文本的文學解釋來為自由主義法學張本。在他看來,法律故事與文學故事、法律文本與文學文本一樣,無法不受到之前的“故事”“文本”以及讀者先見的各種限制。換言之,故事之前的故事、文本的先在文本、讀者先見集合起來,構成任何一種新的解釋共享的“客觀”傳統,因此不可能存在完全任意的主觀解釋。而且,故事的傳播、文字的客觀形式、文本解釋的客觀受限,進一步確保了權利話語的統一性與法律傳統的道德性與正義性。(24)

  最后,“有關文學的法律”研究主要圍繞文學作品的法律規制與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展開,涉及了文學創作享有的合法的言論自由邊界與通過文學寫作實施侮辱、誹謗等違法行為的法律區別,合法的文學創作借鑒與違法的抄襲剽竊之間的規范界線,某一特定作品侵權與否的司法認定標準等一系列問題。一般而言,此一研究模式主要處理文學作品的法律保護與合理規制問題,基本屬于現代法學的傳統研究范疇。

  “有關文學的法律”研究主要關注文學活動的法律規制問題,具體涉及三類文學著述行為:利用文學作品進行誹謗或侵犯隱私權的行為;侵犯他人著作權的抄襲剽竊行為;以及借用、復制他人作品進行文學創作的合法的“戲仿”行為。(25)充分激發文學創作活力,同時有效遏制各種違法侵權活動,實現保護合法創作與抑制違法舉動之間的合理平衡,是“有關文學的法律”研究的基本宗旨??茖W確立涉及文學創作的民事侵權行為與刑事犯罪行為的法律歸責要件,合理設置相關司法審判的正當程序,改進涉及文學作品的案件審判的實施細則與具體操作要領,素來屬于現代法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相較于“法律與文學”運動其他幾種研究路徑,“有關文學的法律”之研究模式看似受后現代觀念的影響最弱。實際上,此類研究同樣無法完全獨立于后現代思潮的種種影響之外。具體來說,后現代文學的發展,后現代主義文化觀念的興起,悄然改變著人們對于何謂文學作品、何謂言論自由、何謂個人隱私空間、何謂文學創新等的理解與認識。而“文壇筆墨官司”的公正審判,必然要求建立在不斷更新的文化理念與文學專業認知之基礎上。就此而論,“有關文學的法律”研究具有注重實踐理性,集現代法學理論與后現代觀念認知于一體的濃厚建構主義特色。

  綜上,法律與文學的關聯密不可分(26),“法律與文學”研究運動亦因之而起。作為一個交叉學科研究學派,“法律與文學”運動汲取了后現代理論、后現代方法論的豐富養分?,F代法治理論以價值分析方法與規范分析方法為基本路徑,努力追趕著科學主義的發展道路。它以精于利害計算的“理性人”為基本設定,要求發展高效、精細、技術化的司法技巧,宣稱將建構一套據說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律體系?!胺膳c文學”運動深受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對現代主義法學的客觀性、中立性、公正性等基礎理念均提出了挑戰與質疑。通過解讀經典文學名著,不少“法律中的文學”研究正在展現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階層各具特色的法律想象與正義理想,由此反叛現代法學的宏大歷史敘事與絕對理性權威。更加新銳的“作為文學的法律”研究將法律視之為特定種類的文學故事、文學文本或文學解釋,通過“講故事”的敘事分析與解釋學的理論轉向,深刻動搖了現代法學的科學主義視角與理性主義邏輯。

  另一方面,雖然內部觀點并非統一,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但眾聲喧嘩、眾說紛紜間也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識,如文學作品中鮮活的人物形象與豐富的生活場景,將大大擴展法律人對于人類真實處境的認識與理解,從而孕育、催生更加公正、更契合現實世界需求的法律想象與司法意見。又如,文學作品能夠為法律人文精神的養成提供深刻且富有感染力的倫理洞見。再者,文學修辭藝術的運用,有益于增強法律論證、司法判決的說服力。研讀文學作品、學習文學理論將直接促進對法律文本的準確理解與實踐運用。最后,文學閱讀、文學敘事、文學解釋、文學批評等文學方法的運用,可以彌補現代法學方法論上的某種片面性。如果撇開關于“后現代”概念界定的種種爭論,采取學界的基本共識,將其視之為現代主義觀念與風格的解構與反叛,那么上述認識與其說是后現代的,毋寧說是現代的——其基本立場仍然在于探討“法律何以在更加正義的世界中可以服務于人類目標”(27)這一現代主義法學的未竟事業。此外,不管是名著閱讀法,還是敘事性或解釋性研究,“法律與文學”的研究方法均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化色彩與人本主義趨向。這正是現代主義追求自由平等的價值延續與個人主義方法論的一種極致表現。

  當然,越來越多的個性,越來越多的創新,已經嚴重腐蝕現代法學曾經期許的法律確定性與客觀性??梢哉f,“法律與文學”運動正在跨入的當下,后現代浪潮的短暫沖擊“并非為所有人帶來幸福的濟世良藥”(28),但受其影響,一切現代的論斷卻正在變得疑懼不定,所有現代的法律遠景則顯得既顛撲難破又虛無縹渺,這就需要法律現代性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因此,貼上“后現代”標簽的“法律與文學”運動,卻反復徘徊于現代與后現代之間。正如利奧塔所言,后現代不是在時間上的現代之后,而是后現代就內在于現代本身,甚至在現代的發軔之初就已經誕生,在現代之內并構成對于現代的自反性批判。

 

    注釋:

 ?、貸ames B.White.The Legal Imagination: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Legal Thought and Expression.Stanford Law Review,1973,26(1).

 ?、隈T象:《法律與文學〈木腿正義:法律與文學論集〉代序》,《北大法律評論》1999年第2輯,第688頁;蘇力:《孿生兄弟的不同命運——〈法律與文學〉代譯序》,《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2期;胡水君、南溪:《法律與文學:文本、權力與語言》,朱景文,《當代西方后現代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81頁;沈明:《法律與文學:可能性及其限度》,《中外法學》2006年第3期,第310頁;徐忠明、溫榮:《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述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第163頁等。

 ?、?25)(美)波斯納:《法律與文學》,李國慶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前言Ⅱ,第506頁。

 ?、芎笪膶Α胺膳c文學”運動幾種不同的研究路徑進行具體闡釋,茲不贅述。關于其研究路徑的類型化區分,參見蘇力:《法律與文學的開拓與整合》,林來竼,《法律與人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33頁;劉俐俐:《故事問題視域中的“法律與文學”研究》,《文藝研究》2015年第1期,第40頁等。

 ?、軬ary Minda.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Michigan Law Review,1995,95(6); Douglas E.Litowitz,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Law,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7:20-41;前引注②馮象論文,第687-711頁;前引注②蘇力論文,第109-114頁;朱景文:《當代西方后現代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劉星顯:《“法律與文學”的后現代之維》,黑龍江大學學位論文,2009年;張薇薇:《法律詩化理解的向度和未來》,《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轈.R.B.Dunlop.Literature Studies in Law Schools.Cardozo Studies in Law & Literature,1991,3(1):63-110; Richard Weisberg.Coming of Age Some More:Law and Literature beyond the Cradle.13 Nova Law Review,1988,p.107-124.

 ?、逺obin West.Communities,Texts,and Law:Reflections on the Law and Literature Movement.1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1988,p.129-156.

 ?、?美)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前言XIX頁。

 ?、崆耙ⅱ轗ichard Weisberg論文,第107-124頁。

 ?、膺h古時期的法律及其正義理念通常以不成文法形式出現,必然需要借助戲劇化的文學藝術形式來加以表達與表演,因為原始的“正義觀念必須呈現為生動形象”([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69頁),否則人們就難以看見、無法記憶。日本著名法史學家穗積陳重就曾明確指出:“原始的法規,或為格言,為俚諺,或賦于詩,或詠于歌,或作成韻文,便于記誦”([日]穗積陳重:《法律進化論》,黃尊三等譯,北京:中國政法法學出版社,1998年,第82頁)。意大利學者維柯也認為:“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而“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563頁)現代成文法典以語言文字為表達載體,法律語言的使用、法條意義的確定,顯然無法回避文學修辭、語言解釋理論的影響。此外,隨著本體論、認識論哲學向語言論哲學的當代轉向,法律與文學、法律與語言的密切關聯進一步凸顯出來。

  (11)前引注⑧Robin West論文,第129-156頁;另見Robin West.Narrative,Authority,and Law.Ann Arbor: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93.

  (12)Rebecca Johnson.Justice and the Colonial Collision:Reflections on Stories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 in Law,Literature,Culture and Film.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7,39(9).

  (13)徐忠明:《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14)馮象:《木腿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頁。

  (15)前引注⑤Douglas E.Litowitz著作,第20-41頁。

  (16)(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英)約翰·奧斯?。骸斗ɡ韺W的范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17)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254-263.

  (18)前引注⑤Gary Minda論文,第151頁。

  (19)Richard Delgado.Storytelling for Oppositionists and Others:A Plea for Narrative.Michigan Law Review,1989,87(8):2411-2441; CherylSuzack.The Transposition of Law and Literature in Delgamuukw and Monkey Beach.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11,110(2):447-463; Peter Brooks.Clues,Evidence,Detection:Law Stories.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7,25:1-27.

  (20)(法)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或(法)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車槿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21)Sanford Levinson.Law as Literature.60 Texas Law Review,1982,p.373-403.

  (22)Roland Barthes.The Rustle of Languag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86,p.49-55.

  (23)Owen M.Fiss.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Stanford Law Review,1982,34(4):739-763.

  (24)(美)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

  (26)當然極個別論者也對法律與文學的相互關聯及其專門研究持一種完全否定性的判斷,如早期的波斯納。充滿吊詭的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波斯納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肯定姿態投入“法律與文學”研究之中,并且成為該運動的重要旗手之一。(前引注(17)Richard A.Posner論著;又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超越法律》,蘇力譯,北京: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以及前引注②蘇力論文等。)

  (27)前引注②胡水君、南溪論文,第295頁。

  (28)(法)吉爾·利波維茨基:《現代性·后現代性·超現代性》,丁兆國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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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鄧春梅/羅如春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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