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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相遇:西式中文活字的技術社會史考察
2019年12月24日 10:25 來源:《中國出版史研究》(京)2019年第1期 作者:吳永貴 字號
關鍵詞:西式中文活字/木刻印刷/印刷變局/技術社會史

內容摘要:西式中文印刷在中國的普及應用,是印刷變局與社會變局在世紀之交合流的結果。

關鍵詞:西式中文活字/木刻印刷/印刷變局/技術社會史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十九世紀以西方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為主導的西式印刷技術移植,不意遇到了中文活字鑄造的瓶頸問題,包括英國倫敦會、美國長老會在內的多家教會投入力量到中文活字鑄造事業中來,巴黎和柏林的鑄字商也在商業的目的下加盟其中,本文從技術社會史的視角,考察了這一多方力量合力和接力的過程,指出了各鑄造主體出于對成本、審美等方面的不同價值取向,導致了中文活字設計路徑的歧分,也分析了在此過程中作為中國傳統技術的木刻印刷如何從最初被應用而最終被替代的技術原因。最后指出,西式中文印刷在中國的普及應用,是印刷變局與社會變局在世紀之交合流的結果。

  關 鍵 詞:西式中文活字/木刻印刷/印刷變局/技術社會史

  從印刷術起源的角度來看,中國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傳統,不管是以整塊木版為單位的雕版印刷,還是以單個活字排印的活字印刷,中國都要領先于世界任何地方好幾個世紀。然而,從十九世紀最后十年開始大批量生產并對中國社會變革產生巨大影響的各類型新式出版物,其復制方式,則基本上拋棄了中國固有的技術傳統,不約而同地走上了西方機械方式的印刷新路。這個新路從技術社會史的整體來說,并不顯得十分特別,它共生于所有后發民族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趨同性選擇,是一種世界共有的社會經濟現象,意欲自強的中國近代社會,自不能例外于此。

  通常而言,后發國家在技術升級的普遍性模式上,是選擇采用直接移植的“拿來主義”方式,然而,在其本土化的實際應用過程中,有時不免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困窘。十九世紀初開始發端的中國近代印刷業變革,在西方來華傳教士的主導之下,就長期處在這種掙扎和努力的處境之中,經由半個多世紀之久方告解決,隨后便適逢其時地迎來了甲午戰后中國社會的劇變時代,伴隨新印刷技術而來的強大文本復制力量,深度參與并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知識觀念和傳播環境。美國書籍史學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在她的兩卷本《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中所提出的關于印刷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產生巨大作用的著名論斷,同樣適用于清末時期西式印刷活動在中國社會的角色擔當。

  因此,對西式印刷在中國近代的發生情境與發展過程,我們就應該有更多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們或者應該追問,相比于有獨立起源、傳統深厚且日常應用廣泛的中國本土印刷環境,西式印刷被引進的動力是什么?參與其中的力量因素有哪些?過程之中遭遇到怎樣的困境,以及針對這些困境引進者選擇的解決路徑有哪些?引進者如何考量有傳統底蘊的中國受眾的接受問題,特別是在中國人一貫重視書法審美的文化前提之下,如何影響到主導方的技術方案選擇?中國人為何最終放棄了久習的傳統而去熱情擁抱新技術?發生這一轉變的歷史時刻臨界點借由怎樣的技術準備和社會條件給予?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因近代印刷技術的引進而導致中國出版近代化轉型這樣相對專門性的學術問題,也有助于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認識到近代知識觀念的傳播如何通過印刷而展開,并最終促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整體轉型這樣社會史方面的宏大議題,同時也能讓我們明白雖然生產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與迭代是一種全球性的社會經濟現象,但在實際開展過程中會表現出具體情境的地域特異性,需要做具體化、情境化的歷史分析。

  對西式印刷東漸歷史的學術性研究,近幾十年來頗有成果問世,其中臺灣學者蘇精教授長期專注于這一領域的探討,用力既勤且深,成果最為豐富,2014年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了他的新著《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以下稱為蘇著),可視為這一研究領域的集大成式成果,作者大量利用了第一手原始史料,這些史料來源于當年充任印刷變革主力的英國倫敦傳教會和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手稿和檔案,詳細地再現了西式印刷中西會面時的復雜情形,“從起源開始,依序探討他們的中文印刷與鑄字工作,勾勒出西方印刷術來華比較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①?!冬F代出版》2017年第5期發表的曹汝平博士的文章《抉擇與啟蒙:寧波華花圣經書房及中文金屬活字印刷技術》(以下簡稱曹文),探究的同樣也是西式印刷技術東進中國的這一段歷史。若就史料的發掘和敘事的明晰而言,曹文并沒有超出蘇著,但曹文的價值在于將設計史的概念納入對這一段印刷歷史的考察之中,這是一個迄今為止少有人關注的新視角,因而有其獨到的學術價值。本文的闡述即主要以上述二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史料上有所借用,觀點上有所綜合,并進行適當的線索梳理和新的觀點闡發。

  一、中文活字短缺下的西式技術移植瓶頸

  曹文開篇第一段就引用了弗朗西絲·巴特勒(Frances Butler)《飽餐圖像:平面設計師和饑餓的觀眾》中的一段文字,用以闡明一個重要歷史事實,即在以印刷為中心的平面設計時代,即便到了后現代主義設計臻于頂峰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依然大量存在著印刷者和設計者身份疊合的現實情形。作者的這段引用,是為了進一步論證在西式活字印刷引進中國初期,那些最初實驗金屬中文活字印刷技術的人如戴爾(Samuel Dyer)、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②、柯理(Richard Cole)、姜別利(William Gamble)等,其實同時也在扮演著活字設計師的角色。

  印刷平面設計從本質上說,是一項對物質材料、符號元素和工藝流程進行綜合調配的技藝,對于書籍設計而言,因其文本主要以文字構成,因而對印刷文字本身的審度與調用,即構成書籍設計中的核心要素。倘若借以用來印刷書籍的活字在字體(字的形體)類型上不夠多樣、字號(字的大小)層級上不夠豐富,就會讓設計者生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嘆息。當初來華的那些西方傳教士們,當他們雄心勃勃于文字事工的方式,開展印刷品輔助福音傳播的事業,并起先在馬六甲等中國周邊,教禁開放以后改在中國本土包括寧波在內的多個通商口岸,紛紛建立起印刷出版機構,準備以西式方法進行中文書刊印刷時,他們所興嘆的中文印刷活字,還不是其數量上少得拙于選擇的問題,而是根本上就陷入無從選擇的困境。印刷機、紙張和油墨這些西式印刷用的設備和材料,都可以從西方購運過來,只要懂得操作就可以上手使用,不算什么難事,唯獨與西式印刷機配套使用的中文活字,乃是西方世界不曾有過的產品,必須靠自己動手從頭制起。在異域的中文印刷世界環境中,拿來主義的技術移植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第一道障礙。

  這個障礙無關乎鑄字技術本身,從活字的鑄造原理和過程來說,西式的字母文字與中國的方塊漢字并沒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兩者在數量上的云泥之別而帶來成本上的過于懸殊。西式的字母加上數字等各種符號在內,統共加起來也不過百余個,而漢字的總量多以數萬計算,即便常用字也有六千上下,且筆畫多寡不一,十分繁雜,如果按照西方的活字生產工序——先打造陽文鋼質字范,再翻鑄成陰文銅質字模,然后鑄出鉛合金活字——一一制作單個金屬中文活字,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按一日僅能完成一兩個漢文活字鑄造的平均進度③,最終達到正常完成印刷一部書籍的活字數量(至少五千常用字),非有上十年的時間而不能見效。超長的時間成本之外,更有金錢上的巨大投入成本橫亙在前,這讓最初的傳教士們多少有點踟躕不前。設若此時有其他替代的印刷途徑可供比較選擇,他們一定會樂于加以權衡并考慮是否使用。而就在中國本土,從早自七八世紀起就被中國人發明出來的木刻印刷,此時已經歷了近千年的生產歷史,在中國乃至包括日本、朝鮮在內的整個中華文化圈內,早已被應用得十分嫻熟而普遍,這是一種在原理、技術和材料上與西方通行的谷騰堡(Johann Gutenberg)鉛活字印刷都相當不同的復制方法,印出來的文本樣貌也不太一樣,但就實用性而言,各有優長的中西兩種技術在其剛剛會面的十九世紀初中期,一時似乎難分軒輊。

  二、面對中國本土印刷的反應與選擇

  早在十六世紀后期的中國晚明時期,第一個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Matthew Ricci)就已注意到中國大地上到處通行的木板復制方式,并很快拿來用于印刷他撰述的宗教和其他知識性著作,他的后繼者們還曾用此法印刷過地圖,甚至包括有關西方語文的書籍。木活字排印,是中國另一種古老的印書方式,也曾被他們使用過④。他們無不對中國這種相沿已久的印刷技術,衷心稱道其簡易和低廉。時隔一個多世紀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興起大規模海外傳教熱潮,于是有第二波的以基督教為主體的西方傳教士紛紛登陸中國,1807年作為這一熱潮之下第一個來華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開始也與他的西方天主教前輩一樣,對迎面而來的中國木刻印刷技術深為折服,并入境隨俗全盤“中化”地拿來使用。他參照中國經典著作的印刷標準,刻印了他早期撰述的幾本中文著作,他和米憐(William Milne)共同主持的馬六甲英華書院,也主要是一個以木刻為主的印刷所,若不是因從中國境內雇傭中國刻工在管理成本上的不可控,他甚至發表文章為雕版印刷的價格低廉而辯護,直至1825年他在回英國期間,因受到他撰寫的《中國雜記》(The Chinese Miscellany)一書在英國本地出版居然因無中文活字而無法將其中的中英文字在同一頁中夾排的深度刺激,才轉變了印刷觀念,開始呼吁發展西式中文活字印刷。

  但這并沒有影響到他的后繼者們繼續使用木刻技術印行中文書籍,以下兩點事實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應馬禮遜要求專業印工協助而被英國倫敦會派遣來華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是鴉片戰爭之前和之后都十分活躍的傳教士,也是在印刷實踐和革新上都成就突出的印刷專家。無論1823年他在巴達維亞創建的印刷所,還是1843年他在上海創建的更為著名的墨海書館,都夾雜生產了相當數量的木板印刷品。專業人士的專業性選擇,證明其時存在于西式印刷機構兼容并舉的多種印刷方式中,中國傳統的木板印刷依然不失其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二,1843年成立的香港英華書院,被視為當時西式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的重鎮之一,在其出版物目錄中,居然也包含三種木刻印刷品⑤,這也從一個側面旁證了,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有著與西式印刷一爭高低的競爭力。以上兩點事實,似乎也能說明來華的傳教界在對待印刷方式的立場上,并沒有特別的畛分中西的主觀偏好,而更傾向于一種因地制宜、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做法。

  這種實用主義立場也印證在他們對石印技術的選擇上。石印技術由德國人遜納菲爾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8年發明,是一種利用油水不相混合的原理在特定的石頭上書寫上版并能原樣復制的平版印刷技術。該技術1826年最先被馬禮遜在澳門用于印刷單張散頁,次年麥都思在他的巴達維亞印刷所嘗試印刷圖書。麥都思在當地山上找到了適于其印刷特性的石板,也利用他的專業技能找到了隨當地氣候變化而調制油墨的方法,還通過他的潛心研究突破了原來石印僅用來復制圖像表格的局限,而能印出中文字跡清晰的圖書,甚至在同一本書中將活字和石印兩種技術結合在一起,這些材料和技術問題的本土化、專業化解決,使得巴達維亞印刷所的石印生產力大為提高,超過了木刻而成為該所數量最多的印刷出品⑥。這種經過技術改進的石印技術與木刻相比的突出優勢,在于它是以手書上版的方式,從而可以與木刻一樣保持書寫的原始風貌,但它在流程上省略了木刻寫樣后還需雕版的工序,直接在石頭上書寫即可印刷,并且字跡不受木刻刀法的限制,可以收放自如地做到比木刻字形更小,這讓它又可以節省紙張用量,因而無論在工序上還是紙料上,石印都顯示出了它的成本優勢。兼容了木刻的優點卻成本降低,這才是西式石印打擊中國木刻的致命武器。迨至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照相技術被引進到石印中來,廣泛用于印刷那些過去士子們買不起的《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等大部頭書籍,既可以原樣縮印,又不需要手書勞作,讓制作成本斷崖式下降,以至于售價低廉到木刻根本無法與之競爭的地步,此時的木版印刷,才真正被排擠出中國主流印刷圈外,而淪為僅為滿足少數特殊人群印刷偏好的邊緣性地位。這種偏好使得如今揚州的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依然可以一息尚存。

作者簡介

姓名:吳永貴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職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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