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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運營中國化的建設框架
2020年01月03日 10:5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冬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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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中明確提出:要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高科技競爭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產權非理性運營現象愈演愈烈,威脅到了社會公眾利益,阻礙了可持續創新,限制了公平競爭。維護國家利益,依法防控科技競爭中的風險,是知識產權運營的應有之義。

  當下是我國基于發展理念強化知識產權運營的歷史時期,中美貿易戰實為以知識產權為利器的科技戰過程,協議停止不了競爭的常態。其實,這一點早在思科訴華為案和近來的中德高鐵聲屏障專利案中已顯露端倪。伴隨科技戰的國際化,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執法呈現越來越嚴格的趨勢,而知識產權中的私權獲取并不是該制度創設的最終目的,以運用促發展,才是我國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新常態?;诎l展權的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框架建設落地問題,現實也重大。

  我國知識產權運營建設的指導原則:發展權利

  正視發展權可以為限制知識產權不合理擴張和協調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平衡關系提供精當的理論依據?;诎l展權的知識產權運營是指知識產權主體對智慧成果在市場中的流通預先作出規劃,以規避法律風險,防止不正當競爭,最終實現智慧成果經濟和文化等綜合效益的一種系列的動態的行為過程。其中,發展權利與知識產權既有差異,又有交融之處,主張知識產權運營中的發展權不是為了限制權利人或義務人任何一方的利益,而是自始恪守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知識產權運營中的發展權利可以知識產權的立法本意、法益優先保護原則、利益平衡原則和權利限制理論作為依據。由此,該發展權利就是權利主體能合法受益于智慧成果,并能依法利用知識產權實現自身發展需求的權利。這一權利不應當受到地域、種族、性別和年齡等因素的限制,并且具有永續性和不可剝奪性,貫穿權利主體從誕生到消逝的整個生命周期。個人、集體、民族和國家都可以使用這一權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知識產權權利人和其對應的義務人都可能享有這一權利。顯然,基于發展權的知識產權運營之主旨,應當是充分發揮智慧成果的綜合效益,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提升知識產權運營中國化的整體性和開拓性。

  我國知識產權運營建設的基本框架

  第一,發展權理念凸顯出我國著作權運營的合理使用制度急需體系化。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度即邪惡?!睘榱吮Wo發展權,知識產權權利人和使用人對成果本身需要有序又充分的使用,更需要在社會公眾和權利人之間依法劃定一個公平的界限,以期實現知識產權的合理運營,而不是將成果待字閨中,更談不上惠益分享。數字時代,權利人對于智慧成果的控制已經從傳統模式深入到網絡模式,社會公眾的合理使用空間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審慎擴大合理使用范圍確有必要。

  其中,合理使用立法模式的選擇——半開放式對于我國有借鑒的可操作性,賦予法官判斷被訴行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具體情形的權利,如果不符合,法官有權利結合合理使用的立法本意予以綜合判斷。同時,為了適應數字時代對智慧成果保護的需求,建議對合理使用情形予以擴充性解釋,包括非商業用途的增加線上教育等例外。

  第二,用發展權利釋解我國商標權運營中的共存保護與公平競爭。國際競爭愈演愈烈的情勢下,國際商標權運營爭議的焦點正集中在國際馳名商標保護的認定問題上,而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一個標志,就是建設出國際馳名商標保護的機制。我國確需根據發展權保護理念,審慎構建我國注冊馳名商標保護體系。一是區分被侵害的商標是否為馳名商標。對于非馳名商標,采用注冊商標同類禁止混淆制度;對于高度馳名的商標,即使他人跨商品或服務類別使用商標的行為,不會導致消費者對商標來源產生誤認,以及對二者經營關系產生混淆,根據注冊商標跨類反淡化保護制度,也可以禁止他人可能使商標與服務之間特定聯系削弱以及貶損商標聲譽的使用行為;對于普通的馳名商標,根據注冊商標跨類禁止混淆制度,禁止混淆性使用該注冊商標,禁止他人跨商品或服務類別。二是堅持“因需認定”的馳名商標認定原則。只有當不認定馳名商標就無法充分保護權利人時,才認定權利人是否享有馳名商標,否則就以其他方式保護權利人。

  第三,用發展權理念支撐我國專利運營探尋利益平衡點的基本框架。從保護發展權出發,專利運營中的權利濫用行為實質上是權利人過于追求自身利益導致的,建議加快對我國專利濫用規制體系的建設,為權利人和公共領域找到利益平衡點。

  一方面,應當進一步規范專利侵權訴訟行為。首先,專利權濫用的系統規定急需完善。在我國知識產權運營穩步發展進程中,《專利法》需要對這種惡意訴訟現象予以進一步規制,在立法和司法解釋中針對專利權濫用的規制作出更為翔實的規定,以創設更加優質的營商環境和競爭市場。其次,要提升專利侵權訴訟主體的門檻,規定更嚴格的立案條件,直接減少知識產權運營中的濫訴現象。我國現有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的主體包括專利利害關系人,導致大量的 NPE具有了訴訟主體資格,這樣的土壤更容易潛存引發惡意訴訟增多的風險,建議審慎而嚴格地限制專利訴訟主體的資格。

  另一方面,合理解決民生專利與公眾需求之間的沖突。民生專利與發展權利保護息息相關,而民生專利以藥品最為突出。一個國家在決定是否實施藥品專利強制許可時,不僅要考慮公共健康,還要考慮專利鏈接和首仿藥保護制度是否完善。美國只是將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作為降低專利藥品價格的談判手段,而不會輕易在司法實踐中予以使用。相對而言,我國的專利鏈接和首仿藥制度還不夠成熟,國內法律尚未明確規定首仿藥概念,在這種環境下運用強制許可制度,容易導致利益失衡。建議我國堅持審慎使用強制許可制度,盡快完善我國的專利鏈接制度和首仿藥數據保護制度,必要時作為談判籌碼,可以使用強制許可制度以降低專利藥品價格,推動我國仿制藥市場的繁榮發展。

  不容忽略的是,知識產權運營的中國化建設,離不開競爭法的保駕護航。伴隨數字技術措施在互聯網產業的推廣使用,對于合理使用和濫用規制的知識產權運營爭議之審定,越來越多地交叉著《反不正當競爭法》甚至《反壟斷法》的基本原則和法律規定。然而,競爭法畢竟有國家之手的干預性功能,增強競爭法對知識產權運營的規制進程,確需慎重而科學,包括對損害賠償額的認定時,對私力救濟作用的保護。

  可見,知識產權運營中國化的進程方興未艾,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科技戰全球化和時政化的競爭情勢,為我國知識產權運營建設提出了新要求。在適應新技術變化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制度的同時,應當本著保護發展權的理念,深耕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運營的基本問題,全力平衡私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以期穩步實現本土知識產權運營,促進國家創新發展的可持續性。

  (作者系哈爾濱工程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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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冬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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