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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安全的治理之道 ——“技治、法治、眾治、德治”四治融合
2020年01月03日 10:5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焦俊峰 李曉東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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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已成為繼海、陸、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間”,網絡社會與現實世界高度融合,兩者的界限在很多時候并不是那么涇渭分明。網絡社會是虛擬化的社會存在,人們可以在其中劃分社區、社群,從事交易、交流等活動,可以說當今社會的個體無不同時生活在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之中,并隨時切換自己的生活空間。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中,人的安全需求排在第二位,基于安全和網絡社會的需求剛性,網絡社會中的安全問題便自然成為當下人們關注的焦點。

  網絡安全問題是科技之發達與人性之復雜相結合的產物。網絡社會為人類提供嶄新生活空間的同時,也為人類的違法、犯罪、侵權等行為提供了一個無限延展的空間。網絡社會具有隱蔽性和復雜性,處于網絡深層次的暗網為傳統犯罪提供了極其隱蔽的空間,成為犯罪分子傳遞消息、進行交易的不法空間,也催生了大量的違法犯罪行為。從網絡的催動力量來看,網絡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革新。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興起,人類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社會中所進行的種種活動皆可通過數字的形式予以記錄、呈現并加以利用,進而引起了人們對于信息權、數據權的關注,數據安全、信息安全成為網絡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網絡技術更新迭代速度不斷加快,催生出眾多新型犯罪,諸如網絡竊密、高技術污染、黑客犯罪、比特幣犯罪、私服外掛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犯罪等,增加了犯罪治理的難度。立法的滯后性和被動性,導致新型犯罪的生成和與之相對的犯罪治理之間難以同步。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網絡已成為孕育新型犯罪的溫床”。

  網絡安全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其防治手段的復合性。網絡安全問題并不僅僅存在于網絡社會,其實施行為可能針對現實社會,而其危害結果勢必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在考慮其防治手段時,不能僅將網絡視為一種“工具”進行規制,而應當將其視為一種社會空間,充分考慮其社會性,對網絡社會中個體、群體乃至政府行為皆應納入規制和保護的對象。因此,對于社會空間的安全問題的防治應當從治理角度出發,統合多元主體和多元方法,輔之以合理高效的體制機制,進而達到網絡社會綜合治理的效果。具體而言,應當考量網絡社會的物理屬性和社會屬性,從“技治”“法治”“眾治”“德治”四治融合的角度對網絡安全問題予以解決。

  “技治”為網絡安全治理提供工具手段

  在網絡社會中,網絡技術的進步為違法犯罪活動提供了媒介和工具,而生活在網絡社會的個體、群體乃至國家皆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因此,國家需要通過加強網絡技術的研發從物理性上遏制網絡違法犯罪的發生。例如,針對個人信息權的侵犯是當前新型違法犯罪的熱點,對此應當通過加強網絡平臺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發,提升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和防護水平,增加違法犯罪的成本、增大違法犯罪行為的實施難度,進而遏制侵犯個人信息類犯罪的發生。再如,對于某些暗網中進行的毒品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犯罪、網絡黑客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可以通過提升網絡技術的方法從源頭上識別行為人、在過程中阻斷信息傳播、在結果發生前增強預判和應對能力。當然,在提升技治水平的同時也要考慮到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諸如大數據技術帶來的數據獨裁、算法偏見、隱私權侵犯等問題,人工智能帶來的人身侵犯性、事故歸責等問題。對此,可以通過技術漏洞補足、技術限縮等方式,對可能出現的危險領域進行技術性限制。同時,還應當通過科技倫理和理念修正的方式對相關技術的應用進行規范,防止盲目迷信“技治主義”,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

  法治為網絡安全治理提供制度規范

  針對網絡社會中存在的違法、犯罪、侵權等問題的治理,應當做到有法可依。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網絡治理的立法工作,制定了《網絡安全法》《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完善了《國家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直接或間接地對網絡使用行為進行了規范,對網絡違法和犯罪行為進行了打擊與懲處,已經初具規模和體系。但是,在個人信息權的保護、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大數據安全等方面,相關法律規定仍顯薄弱;在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過程中,對相應的程序仍然缺乏詳細的規范。對此,國家應當加強相關立法工作,使網絡社會不再有任何的“法外之地”。

  “眾治”為網絡安全治理提供多元力量

  維護網絡安全需要多元主體的加入,不同主體所處的地位以及發揮的作用各不相同。首先,黨和國家始終居于主導地位,擔負著打擊網絡犯罪、整治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的重任。同時,國家還應當加大對大數據平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投入力度,統合各行業、各平臺、各地區的信息資源,實現資源的互聯互通,預防網絡違法犯罪的發生。其次,作為網絡社會中的強勢主體,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承擔協助作用。在網絡“信源→信道→信宿”結構關系中,網絡服務提供者對應的是“信道”,是網絡信息傳輸的橋梁和通道。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網絡違法、犯罪、侵權等行為時,應當承擔及時阻斷“信道”并及時報告的義務。再次,在網絡使用過程中,個體應當增強權利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面對侵權行為,應當及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面對侵害其他人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的行為,應當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

  德治為網絡安全治理提供無形資本

  德治是適用范圍最廣泛的社會行為調節機制,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最終要落實到社會個體的道德認知和行為選擇上。因此,國家應當將網絡犯罪治理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中,將網絡安全教育納入社會安全教育的體系中。國家應當大力弘揚誠信、和諧、合作等中華優秀傳統美德,在整個社會形成正確“義利觀”“是非觀”,從動機層面消除人們的違法犯罪意圖。同時,誠信、信任價值觀的提倡也可以增強社會資本存量,形成社會合力,以共同抵制網絡違法犯罪行為。此外,相關部門應當通過開展網絡安全的普法宣傳活動,強化民眾對于網絡違法、犯罪嚴重后果的認知,預防網絡違法犯罪的發生;應當通過對網絡違法犯罪典型案例中的行為特點、預防措施、處理方法的宣傳教育,提升民眾對網絡違法犯罪等行為的識別和預防能力;通過網絡文明、誠信行為的獎勵機制和不良、失信行為的懲戒機制,營造清朗有序的網絡環境;通過加強對于網絡違法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減少甚至消除其再犯可能性。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焦俊峰 李曉東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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