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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社會學的“非方法”面相及其“方法論”意涵
2020年01月03日 10:00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作者:孟慶延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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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歷史社會學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興學術領域,學者們圍繞“歷史社會學”展開了各種討論,在筆者看來,這些討論的核心在于辨析學科邊界,明確研究方法,確立理論傳統。本文將歷史社會學看作一個總體視域,強調其“非方法”的面相,并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意涵。

  一

  “歷史社會學”是什么?作為概念的“歷史社會學”從何而來?根據有關歷史社會學的教材,比如史密斯的《歷史社會學的興起》、斯考切波編著的《歷史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拉赫曼的《歷史社會學概論》等,我們發現,從研究的取向、方法和問題意識上來看,歷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代表了歷史社會學的“古典時期”,他們在18、19世紀面對現代性這一重大的時代問題,圍繞資本主義制度起源、發展及其內在機制等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查爾斯·蒂利、巴林頓·摩爾和西達·斯考切波以及艾森斯塔特為代表,歷史社會學在美國學術界再次興起,并且在美國學術體制中取得了正當性,發展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初步形成了以“宏觀比較歷史分析”和“長時段”為主的研究方法。這成為歷史社會學發展的“現代時期”①。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歷史社會學的復興,除了為應對帕森斯的“靜態結構”所造成的“去歷史化”影響,以及當時美國學界偏愛抽象宏大理論之外,還有更為宏觀與復雜的時代背景。

  盡管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勝利方,但是戰后整個世界體系陷入了冷戰的兩極對抗格局,隨后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其國內包括反戰運動、婦女運動等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頻發。美國一直堅信自身的政治秩序、民主體制與社會狀況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但是戰后的美國卻不得不面對一個龐大的、異于自身文明的非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促使美國學界開始反思自身的文明形態乃至整個國際格局和政治秩序。因此,戰后美國歷史社會學研究的議題基本集中在帝國、現代性、革命和社會運動等問題上,學者們嘗試通過宏觀比較歷史分析來揭示不同文明類型在革命爆發、民族國家形成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差異與內在規律,以此回應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所面對的總體時代問題。換言之,歷史社會學在戰后美國發展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不僅因為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更主要的是因為基于當時的時代處境,歷史社會學形成了自身重要的學術議題。所以,當我們今天討論“中國歷史社會學的可能路徑與挑戰”的時候,除了要關注一般作為學科分界重要標志的“研究方法”外,還必須回答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我們今天有著怎樣的學術處境與時代處境?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歷史社會學”來研究什么?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與檢討,恰恰呈現了歷史社會學的“非方法”面相。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米爾斯曾以“社會學的想象力”來反思帕森斯的宏大理論和結構分析,并強調指出社會學研究要避免陷入“唯方法論主義”的陷阱②。戰后美國歷史社會學的發展也告訴我們,在一定意義上,研究的議題要比研究方法更為重要。

  二

  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歷史社會學的邊界問題實質上關涉到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系問題。對學科邊界的討論,一方面來自于現代學術規范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源于現代學術體制下所謂“學科發展”的焦慮。除上述兩點之外,如果我們梳理社會學本身的學科歷史就會發現,今天這樣一種焦慮還有另外一層原因,就是我們在當前的學術體制下,在日益專業化的學術分工秩序中,已經遠離了“古典時期”社會學研究的學術傳統。就以雷蒙·阿隆在《社會學的主要思潮》一書中所列舉的孟德斯鳩、韋伯、馬克思、涂爾干、托克維爾等社會學家為例,這些學者在今天的學術體制下大多數已被作為“社會學理論”這一“分支領域”的代表人物來加以理解,或者說,這些學者的某一部分研究已被“歸入”社會學的某個分支領域③。這種理解方式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會使我們忽視社會學在其誕生之初所應對的總體時代問題,以及社會學的研究是如何“溝通”理論與經驗的。

  韋伯、涂爾干等人的研究盡管在今天已經被劃歸為不同的學術傳統,在方法論上也各有特點,但事實上他們的研究議題卻有著高度的內在同一性。無論是韋伯還是涂爾干,抑或是馬克思和托克維爾,終其一生所討論與面對的核心問題都是現代性問題。涂爾干從社會分工與社會團結方式的角度討論了現代性對人類社會秩序的影響。韋伯從基督新教的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秩序之間的內在關聯這一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起源的宗教文化基礎,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核心特征。而馬克思則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維度解析了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內在機制,并對人類歷史演變做出了社會結構層面的解釋。托克維爾則重點討論了政治制度的社會民情基礎,從而在現代性的宏觀背景下呈現了一種作為“社會類型”的資本主義民主體系。這些研究之所以堪稱經典,是因為一方面,它們使觀念與經驗得以結合,在研究中將理論闡釋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④;另一方面,它們將歷史感融入研究之中,使得經典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了穿透歷史與現實的敏銳洞察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無法對上述研究中的某一部分進行抽象截取。概言之,“古典時期”的社會科學研究是面對時代問題而形成的學問系統,也是將經驗材料的豐富性、歷史洞察的敏銳性和理論闡釋的普遍性融為一體的研究——這種知識不是今天社會學的某一分支領域可以容納的。

  之所以強調歷史社會學的“古典時期”,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歷史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社會的重要“工具”——這個“工具”并非某種實用的“技術方法”,也并非某個艱深的“理論”或“概念”,它不是統計方法,不是訪談技巧,不是田野技藝,亦非某種分析框架,而是一種辨識時代問題的視野、一種理解社會事實的眼光、一種連接歷史與現實的素養。由此而言,我們不必再陷于歷史社會學的學科邊界之爭,而應將歷史社會學作為一種“總體視域”,嘗試在社會學的研究中重新建立起連通觀念、經驗與歷史三者的可能路徑。具體到國內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而言,筆者認為,其核心就在于能夠挖掘理解我們自身社會的關鍵概念與具有普遍性的“時代問題”,并能夠在研究中真正將觀念(理論)、經驗(材料)與歷史感貫通起來⑤。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總體視域的歷史社會學進一步凸顯了其天然的“非方法”的面相。

  三

  歷史學與社會學一直以來對對方都有頗多批評:社會學往往批評歷史研究過于糾纏于歷史事實的考證而陷入“碎片化”的困境,由此也忽略了對研究對象結構性、框架性與系統性的理論闡釋,而歷史學則批評社會學研究中出現的種種史實謬誤以及對總體歷史的粗線條理論解釋。實際上,上述批評指出的問題普遍存在于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中:社會學的研究也同樣存在所謂“碎片化”的現象而缺少真正意義上的“邁向總體的個案研究”⑥;而歷史學在向社會科學學習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對社會科學理論和概念的簡單“移植”與“套用”問題。那么,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如何做到既有細節的史實考據又有總體的理論闡釋呢?這就涉及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問題。在筆者看來,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有以下三層意涵:

  其一,將理論作為研究的“底色”。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研究往往有著對“理論”的直接訴求,希望通過實證研究或者證明理論,或者證偽假設,或者提出新的理論和概念。如果一項經驗研究沒有提煉出概念,或者沒有理論“對話”,似乎就并非一個“好”的社會科學研究。誠然,對普遍性理論闡釋與理論對話的追求確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形態,但卻并非其唯一形態。王汎森先生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特別強調了理解時代的“社會思潮”之于理解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底色”意義⑦。實際上,歷史社會學恰恰可以為我們提供這樣一種理解歷史事件與社會事實的“底色”。馬克思、韋伯等經典理論家的研究就是一種“理論底色”,提供給我們的并不是可以直接對話的對象或者可以加以修正的概念等,而是一種看待與理解社會事實的理論視野,是一種穿透歷史與現實的理論洞察。對于當前高度學科化、高度技術化的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歷史社會學有助于重新激活面向中國本土歷史與社會的理論想象力。這應當是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第一層含義。

  其二,將對關鍵歷史事件的識別與歷史事實的考證作為研究的議題。歷史社會學家固然不是歷史學家,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社會學家可以輕易地以“理論優先”為原則忽視對經驗材料的闡釋與考證。身兼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小威謙·休厄爾曾提出“事件社會學”的分析策略,這對今天歷史社會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休厄爾強調對關鍵歷史事實的考證進而展現歷史事件的邏輯和發生機制;另一方面,他同樣強調研究者所選擇的研究個案本身的“總體性”,即研究個案本身在理解制度變遷等重大議題時所處的結構性位置⑧。因此,選擇對于理解歷史變遷與社會變革具有總體意義的個案,并圍繞具體個案展開細致入微的考證、辨析與研究,是筆者理解的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第二層含義。

  其三,強調研究方法的“合宜性”。歷史社會學在研究中可使用的具體研究方法有很多,如最主要的是宏觀比較歷史分析,還有年鑒學派的長時段分析和“結構—情勢—事件”分析框架、中國傳統史學的長編考異之法等等。需強調的是,研究方法并不會因為自身的特點而具有天然的正當性,選擇研究方法的唯一依據,就是其對于研究問題的“合宜性”,而研究問題的選定,其依據則在于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問題意識、所依循的理論范式,及其對于經驗材料的觀察、理解與歸納。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歷史學還是社會學,都在各自學科的發展歷程中源源不斷地為我們提供著豐富的理論與方法資源。在方法論意義上,歷史社會學并沒有“獨門絕技”,研究方法只要與“問題”相匹配,就可以作為研究者解剖歷史與社會的“利器”。概言之,歷史社會學研究方法本身的多元化,以及基于研究問題而選擇恰當方法的基本原則,構成了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第三層含義。

  綜上所述,歷史社會學在國內尚處于“初興”階段,此時明確歷史社會學的“非方法”面相及其“方法論”的多層意涵,從而進一步凝聚本土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厘清既有的方法資源,相較于辨析其學科邊界來說,是國內歷史社會學更為迫切的任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激活歷史社會學的理論洞察力與學術生命力,助力于建立面向中國自身歷史與文明的學問系統與話語體系。

  注釋:

 ?、賲⒁姷つ崴埂な访芩埂稓v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趨⒁奀.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李康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劾?,韋伯關于宗教的研究被納入宗教社會學的范疇,托克維爾關于美國民主政治的研究被納入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等等。

 ?、芾?,韋伯正是在對古印度教、古猶太教、儒教與道教等諸個宗教類型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才做出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人類陷入“理性鐵籠”的判斷。

 ?、輩⒁娗礀|《占有、經營與治理:鄉鎮企業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經典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嘗試》(上、下),《社會》2013年第1、2期。

 ?、迏⒁娗礀|《邁向社會全體的個案研究》,《社會》2019年第1期。

 ?、邊⒁娡鯕端枷胧巧畹囊环N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鄥⒁娦⊥.休厄爾《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朱聯璧、費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簡介

姓名:孟慶延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社會學與中共黨史研究中心

職稱: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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