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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我理想之中華”:近代中國的歷史轉型與反思
2020年01月03日 09:57 來源:《社會發展研究》(京)2019年第1期 作者:潘建雷 字號
關鍵詞:轉型/中華文化體/世界列國時代/系統重置

內容摘要:

關鍵詞:轉型/中華文化體/世界列國時代/系統重置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近代中國轉型是一場以“求索理想新中華”為目標的社會系統重置。文章以中國作為世界文化體為基點,以大歷史的分期為框架,剖析作為近代轉型“母體”的傳統中華文化體的主要維度,闡釋其深度耦合的結構與超強的歷史慣性。在此基礎上,文章以一種總體的近代史觀梳理了“增量改革”“系統改制”與“系統重置”等近代轉型各階段的道路選擇、緣由得失與繼替關系,旨在呈現當下社會各維度“雜糅焦灼狀態”的歷史淵源及其在轉型時空中的位置,確定轉型新階段的既定條件、可能性與限度,以資勾勒“理想新中華”的圖景。

  關 鍵 詞:轉型/中華文化體/世界列國時代/系統重置

  項目基金: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鄉村治理秩序的歷史沿革與重建路徑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6CSH006)的階段性成果。

  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價值理念、政治體制、產業模式、組織形式等各維度都在深度調整。這場變革是數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與世界全方位深層次融合的產物,也是整部近代轉型的新階段。對這個處在“社會大變革時代”而欲“更加定型”的國家而言,如何構筑一個各維度更匹配、更契合時代變化趨勢的社會體制,是時下轉型新階段根本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也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不可推卸的歷史任務。如楊奎松先生所言,當代社會問題與近代以來的轉型是河流上下游的關系,中間并沒有隔著高山大海;要想知道這條洶涌澎湃的歷史長河流向何處,就應先考察過往河道的水文地理,它們是社會后續流變的給定條件與既定限度(楊奎松,2011:9)。因此,當代中國欲構筑定型的社會體制,就應超越當下的歷史閾限,以一種總體的近代史觀梳理以往轉型各階段的道路選擇、緣由得失與繼替關系,以呈現當下社會“新舊雜糅”的歷史淵源及其在轉型時空中的位置,確定轉型新階段的既定條件、可能性與限度,以資勾勒“理想新中華”的圖景。

  一、“中華文化體”的立國形勢、演進階段與兩次轉型

  (一)“中華文化體”的立國形勢

  世界各國在應對自然社會問題的過程中都會形成各自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制度,錢穆先生稱之為“立國形勢”,其國運興衰往往可從中找到答案(錢穆,2009:93-94)。較之羅馬的軍事帝國、英倫的經濟帝國、美利堅的文化帝國與其他狹小民族國家,傳統中國的立國形勢是以“天道人倫”為核心價值理念構筑而成的“文化體”(錢穆,2005a:3)①,于自然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于人世推崇“親親、賢賢、尊尊、長長”。如錢穆先生所言,傳統中國的立國形勢不是以狹小地域為中心憑武力、資本、價值強加或兼而有之的方式征服四方加以統治,而是各部分基于對共同文化理念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共建國家(錢穆,2009:94)。其特點在于崇尚文教,“不立疆域”,秉持“近者悅、遠者來”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化育播遷天道人倫的理念,使之同敬天地,共拜祖先,漸次消滅相互畛域,溶合為“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世界秩序或者說“天下體系”(郭嵩燾,2017:45;唐德剛,1998a:204)??v覽人類文明史,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文明早已塵埃湮滅,唯獨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此等奇跡當歸功于其文化立國形勢的強韌生命力。

  (二)中華文化體的演進階段與兩次歷史轉型的比較

  文化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華文化體也是微涓成海,其演進經歷了三大階段,即“中原文化時期”(先秦)、“中華文明圈時期的宗主國時期”(秦漢至1840年)與“世界列國時代一員時期”(1840年迄今),以及相應的兩次轉型,即“戰國之變”與“近代之變”(郭嵩燾,2014)②。兩次轉型的異同可歸納如下。

  1.主動漸進與被動猝然

  戰國之變積春秋戰國五百年漸進而成,這次轉型是在周邊沒有壓迫與挑戰情況下主動自然、因勢利導的融合過程。戰國之變時期,士人新興精英階層對社會轉型進行了“百家爭鳴”式的充分辨析,理論儲備較為豐富,轉型趨向頗具共識。相較之下,近代轉型由外力壓迫造成,顢頇遲鈍的天朝上國于猝然之間降格為世界弱國。閉塞倨傲的晚清士大夫精英階層,面對“神州不過世界東南之一角”(郭嵩燾語)的全新國家觀、世界觀,其迷茫與痛苦可想而知,“明達之士尚不知如何策應,至于蒙昧之人先頑固自守、后驚慌失措的丑態也在情理之中”(汪榮祖,2008:3)。這種近乎云壤的歷史落差與被動局面,也造成了近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擺脫落后與危亡的迫切心態,康有為“三年而規模成,十年本末舉,二十年而為政于地球,卅年而道化成矣”之類的言語事例在近代史上不勝枚舉(汪榮祖,2008:99;唐德剛,2004:59-60)。

  2.古今之爭與中西問題

  大體來說,戰國之變的轉型道路抉擇在齊魯派的“法先王”與三晉派的“法后王”之間展開,即儒法的古今之爭。盡管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國家建制辯論最終以“以古非今者族”的鐵血手段確立了“法后王”的思想與大一統的君主郡縣體制(《史記·秦始皇本紀》);此后儒法的古今之爭及其物化形式郡縣國家與倫理家族的結構性沖突,成為這一歷史階段中華文化體建構社會體制的主要張力。近代轉型則截然不同,中西問題上升為統攝性的轉型主題,儒法、儒釋道等問題都降格為轉型的副題而隱匿其中。

  3.東方世界與全球秩序

  戰國之變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世界的巨變,而近代中國轉型則是歐美主導的現代化與全球歷史的組成部分。18世紀后期以降,經過數百年城市復興、宗教改革與資本積累的西方世界,相繼發生產業革命、政治革命、思想科學啟蒙與社會改良運動,持續200年之久,直至兩次世界大戰釋放轉型產生的戾氣之后,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才得以建立,完成了全球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歐美主導的世界秩序。近代的中西碰撞與轉型正是這場源于歐美、波及全球的現代化運動的一折戲目。

  4.少年“爆發”與“返老還童”

  若用生物學的類比,中華文化體的戰國之變類似少年期的“爆發”,而當它與西方世界碰撞時已近乎一個“老態龍鐘的巨人”,兩次轉型歷史包袱、規模體量、結構惰性都不可同日而語,難度自然也有天壤之別,用“返老還童”形容后者似不為過。1916年李大釗先生在《青春》一文勉勵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李大釗,1984:200),可視為此種轉型特征的學理反響。

  5.繼承合流與反復試錯

  戰國之變的內生、主動、自然的特點決定了這次轉型更多是封建與郡縣在價值理念與社會體制層面的繼承合流。就政制而言,秦漢皇帝便是集殷商神格天子、周制宗法家長與法家的政治決斷者于一身;就價值理念而言,封建時期的價值理念為歸納為“親親、貴貴”,以血親組織社會與政治,后因全面戰爭動員的需要,宗法貴族為“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與軍功戰士所取代,“貴貴”也隨之轉型為“賢賢”(趙鼎新,2006;渠敬東,2016)。近代轉型則不然,傳統中華體制面對西洋沖擊滲透的新舊更替極為痛苦,百余年間,變法革命風起云涌,社會系統大破大立,諸種方案反復試錯,有學者稱之為“十年一變”,其烈度更“超過春秋戰國數倍”(唐德剛,1998a:31,213-214;郭湛波,2005:1)。

作者簡介

姓名:潘建雷 工作單位: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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