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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華民族認同的根基
2020年01月03日 10:03 來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作者:徐黎麗 楊麗云 字號
關鍵詞:地緣;血緣;社會文化交融;現代民族多源性;中華民族認同

內容摘要:

關鍵詞:地緣;血緣;社會文化交融;現代民族多源性;中華民族認同

作者簡介:

  摘要:中國人生存的共同地域是中華民族認同的地緣基礎;以蒙古人種為主的人類是中華民族認同的血緣基礎;中國不同職業群體和民族沿通道交融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社會文化基礎;中國現代民族多源性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現實基礎。因此,中華民族認同是基于共同地域、共同血緣、社會文化交融和現代民族多源性而逐漸生成的,是對祖國是中國、我們是中國人”的認同。

  關鍵詞:地緣;血緣;社會文化交融;現代民族多源性;中華民族認同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邊境口岸志資料收集與整理研究”(17ZDA157);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自選項目“中國邊境口岸志研究”;

  在全球化和新時代背景下,增強中華民族認同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而討論中華民族認同必然繞不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關于中華民族的概念,有學者認為它是帶有政治性質又兼具文化意味的國族,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和海外僑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還有學者直接采用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說法。關于中華民族認同,學者們則從不同民族和群體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中華民族構建的作用和意義以及中國各民族傳統文化中體現出的中華民族認同符號等角度進行討論,如馬戎認為當前中華民族認同多集中于精英階層,各個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相對淡??;南曉民等人通過對藏族、滿族、跨境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考量后認為,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逐漸加深,如緬北華裔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程度普遍較高。對于構建中華民族的作用,多數學者認為,加強中華民族認同對穩定國家安全、維系民族關系有著正向的重要作用,如趙海指出中華民族精神支撐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獨立與發展,使中華民族立于世界大國之林。至于如何加強中華民族認同,學界的說法則莫衷一是。有學者認為,龍圖騰、龍牌、日月潭等文化符號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現實基礎,如曹薿丹認為,龍所蘊含的多元一體思想是我們打造民族認同、構建民族國家不可多得的契機;還有學者認為,民俗文化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間的聯系是近代以來的一種發明和建構。從以上有關中華民族及其認同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認同的研究仍存在較大爭議。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地緣、血緣、社會文化交融及現代民族多源性入手,討論中華民族認同的根基。

  一、中國人生存的共同地域是中華民族認同的地緣基礎

  關于此點,本文以中國境內的猿人、智人及現代人遺址的考古及體質人類學資料來說明。

  考古資料表明,中國是人類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地區。我國境內發現的人類祖先猿人包括云南元謀猿人(距今約170萬年)、陜西藍田猿人(距今65-80萬年)和北京猿人(距今23-50萬年),其遺址分別位于藏彝走廊南端的云南祿豐、長城與絲綢之路交匯地帶的陜西藍田、長城東端的北京周口店,均在中國版圖范圍內。猿人之后出現的智人如山西丁村人(距今7-9萬年)和內蒙古河套人(距今3.7-5萬年)則生活在中國的長城中段區域。而現代人文化遺址如紅山文化遺址(距今約6500-5000年)、仰韶文化遺址(公元前5000-3000年)、三星堆古遺址(距今5000-3000年)和馬家窯文化(公元前3300-2100年)等也多集中在長城、藏彝走廊、絲綢之路東段以及三者的交匯地帶。

  此外,位于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西段上也有古代人類生活的遺跡,這里以體質人類學的資料為佐證。如新疆古墓溝遺址(距今約3800年)中發現的人骨被認為是迄今所知最早生活在歐亞大陸上的古歐洲人類型,與“古樓蘭居民的主體(歐洲人種印度-阿富汗類型)具有不同的種族起源關系”;新疆洛浦桑普拉古墓地(距今3000年左右)發掘的人類頭骨種族類型“與其西的南帕米爾塞克(公元前6-4世紀)和其東的羅布泊的古樓蘭居民的主要成分相同”;等等。無論學界關于人類的起源是一元起源說、多元起源說還是多點進化說,以上考古資料及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可以證實中國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一,這些人類均生存于四季分明、自然資源易得的長城、絲綢之路和藏彝走廊及其交匯地帶,這一地帶的中心就是黃河中上游流域。

  國外學者的研究也證實這一點,如拉鐵摩爾認為,“典型的中國民族一定是在黃河彎曲地帶的黃土地區獲得其第一個重要的進步,其原因不是那里的土地最肥沃,而是最容易耕作。黃土上面沒有難以砍伐的茂盛森林,其土壤也可以被新石器時代的不健全的社會組織的人類用原始的簡陋工具所耕作。這些有利方面比起其他一些不利方面,要更加重要”。由此可知,中國人首先生活在黃河流域,后來隨著人口數量不斷增長,開始向周邊擴散,如中國人建立的夏、商、周王朝是在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期則在黃河長江之間,直到秦漢時期與匈奴沿長城和絲綢之路對峙建立了雄踞南北的中國王朝??梢哉f,中國人,無論哪個民族,就在王朝管轄的共同地域里生產與產生。關于此點,可從《史記·夏本紀》中得到證明。禹建立夏以后,“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安也,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三百里蠻(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二百里流(流行無城郭常居)”??梢?,夏朝時期就已經成文規定綏服三百里為夷,荒服三百里為蠻,這里的蠻夷不是以人為標準而是以距離夏國都的遠近而定,說明在夏朝統治者的眼中,夏國子民因距離上的遠與近而有夷蠻之分別,因被遷徙到蠻夷之地的人主要是犯罪或反抗夏朝的人,身份上的差別隨著距離產生的生態文化上的變化而不斷加劇,于是,這些人就逐漸成為蠻夷,而蠻夷與正統之間的區別其實只是在一個國度中的分別而己,他們共同構成了夏這個國家。因此,共同地域正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生存的領土根基。

  眾所周知,中國的疆域是經過眾多王朝的分分合合而逐漸形成的。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前半期,盡管中國的疆域有統一,但都是局部的統一,如在周、秦、漢、隋、唐等王朝的周邊都存在著戎、狄、匈奴和突厥等民族,從中華民族融合的角度來說,這些民族也是中國人的組成部分,因為從歷史記載來看,他們均是華夏之后。而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兩宋遼金、明等時期則是眾多政權活動于中國版圖之時。到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后半期,元和清兩個王朝真正實現了中國的統一,由此使得這兩個王朝統轄著中國歷史上最遼闊的疆域??梢?,如果沒有中國古代前半期各個合與分的王朝的發展,就不可能產生中國后半期元和清的大一統。每一次更為強大的統一為更加破碎的分裂奠定基礎,同樣,每一次四分五裂的版圖又逐漸被修復,慢慢地又成就一個強大統一的王朝,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循環與拓展中,成就了現在的中國疆域。這個疆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生活的共同地域。這個共同地域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稱謂,在不同王朝其疆域也總在變化,但在中國人的心中,它始終就是處于東亞、名稱為中國的地域。這個共同地域,當我們身在其中生活時,常常忽略它,但當我們走出國門反觀自身或其他國家的人詢問我們時,我們會脫口而出,自認為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因此,由陸??战蚬餐瑯嫵傻闹袊鎴D就是我們認同的地緣基礎。

  二、以蒙古人種為主體的人類是中華民族認同的血緣基礎

  那么,這些起源于中國不同區域的人類是不是屬于同一人種?或在多元人種中,有沒有哪種人種占主導地位?

  改革開放之初,臺灣音樂人侯德健創作了《龍的傳人》這首歌,其中的“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這句歌詞是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對于自身人種的深切感受,而“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這種體質特征則是蒙古人種特有的體質特征,那么中國古代人的體質特征是不是也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司馬遷在《史記·西域列傳》中提及的在眾多赤發綠瞳中有黑色眼睛者即是漢將軍李陵之后的說法就表明漢朝子民是黑眼睛黑頭發。周邊的戎狄也是如此,《史記·周本紀》記載:“犬戎,槃瓠之種”,其中的槃瓠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盤古?!吧胶=浽啤S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為犬戎’”??梢?,從源頭上來看戎并非異族,而是黃帝后裔,只不過是因犯罪而被罰到邊地的黃帝后裔罷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是蒙古人種,研究表明,“‘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東周時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種類型上屬于‘古蒙古高原類型’,來源上應與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到戰國晚期以后,當長城以北強大的匈奴聯盟形成的時候,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終加入到了匈奴聯盟當中”,而其中所含的其他人種成分則是匈奴在民族遷徙、與其他民族的戰爭和融合中出現的混血現象。以上研究表明,無論在東部平原區域或北部蒙古高原的中國人均為蒙古人種,而統一與分裂相間的中國古代王朝雖有不同區域的族群之間的融合,但多為蒙古人種內部的融合。此外,今天從北部蒙古高原一直向南到廣東省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仍是黑眼睛、黑色直發、黃色皮膚、個頭中等的體質特征也表明我們仍然是以蒙古人種為主的國度。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在中國的西北區域還生活著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混合的人種。如秦漢以前帕米爾高原至羅布泊和吐魯番盆地的范圍內就分布著歐羅巴人種的若干亞類型,通過對新疆南疆地區古墓中出土的較多人骨進行鑒定可知,有印度-阿富汗人種、阿爾賓人種、土耳其人種、蒙古利亞人種等,我國古代將之統稱為“塞種”或“塞人”,如《漢書·西域傳》曰“塞人勢力強大,支屬眾多,有高尖帽塞人、水邊塞人和牧地塞人等”。韓康信教授研究大量頭骨后指出,“塞”或“塞種”在公元前8-3世紀生活于阿爾泰山西段至帕米爾高原、七河流域到北疆的廣大區域,是與斯基泰人有血緣關系但在民族成份和文化上有區別的游牧民族。蘇聯學者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塞人”的種族特征及其地理分布差異,即帕米爾地區出土的“塞人”人骨的體質特征接近東地中海的長顱歐洲人種,天山和哈薩克斯坦出土的“塞人”人骨則表明,其是歐洲人種的特殊安德洛諾沃變種向中亞兩河類型的過渡形式。也就是說,這些“塞人”屬于歐羅巴人種的若干亞支,有些還顯示出與蒙古人種混合的樣式。而隨著兩漢與匈奴的西進,生活在這些區域的其他人種也變為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的混合人種,如顏師古在給《漢書· 西域傳》作的注中提到“烏孫于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此外,人類學家對烏孫男性和女性各31具頭骨的考察也表明,“七河地區烏孫的人類學類型是在當地歐洲人種類型居民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們除主要表現明顯的歐洲人種特點之外,也存在少量蒙古人種混血;此外,七河地區、天山、阿萊和東哈薩克斯坦烏孫的人類學類型彼此具有很近的親緣關系;將早期和晚期烏孫頭骨形態特征比較說明,烏孫的體質特點在近800年的時間里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變化”。既然烏孫是歐羅巴人種,那么與烏孫毗鄰的月氏也可能是歐羅巴人種,證據一是從他們在受到來自匈奴的攻擊后都選擇向西而不是向東撤退的路線上來看,也許西方的相同人種大后方是選擇的動因;證據二是張騫和塔恩都認為吐火羅就是大月氏;證據三是月氏西遷后很快征服“大夏”而不愿意與西漢聯手對付匈奴的事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月氏與西方的關系可能更密切一些。韓康信教授通過對甘青河西走廊與新疆南疆的人類頭骨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自東向西蒙古人種的比例逐漸減少,說明在漢朝時期,中國的主要人種為蒙古人種,在中國與西方政權的交匯處則存在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混合的人種類型,但從整個漢與匈奴對峙的時期來看,蒙古人種在東亞仍為占主體地位的人種,并且形成了統一的“漢”與“匈奴”的稱謂。也就是說,蒙古人種早在漢與匈奴時期就成為了中國的主體人種。

  雖然,現在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種之間的顯著區別只是表象,從人類創造的文化成果來看,人類的心智具有一致性,但由于人類膚色、頭發及其他外在的體質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它就成為古代人類分類的標準并延續至今?,F今蒙古人種仍然集中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區域的事實表明,蒙古人種自始至終是中國占主體的人種類型,以蒙古人種為主的人類自然就構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血緣基礎。

作者簡介

姓名:徐黎麗 楊麗云 工作單位:蘭州大學 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中國邊疆安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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