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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洼子類型小考
2020年01月03日 15:19 來源:《文物》2019年第8期 作者:成璟瑭 徐韶鋼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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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基金: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培育項目“從遼河到漢江: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青銅時代的文化交流與互動” (項目批準號:2016ZDPY05) 資助

 

  鄭家洼子墓地位于遼寧省沈陽市西南,20世紀50~60年代曾先后在此進行過三次發掘,分別被命名為第一地點、第二地點與第三地點[1]。其中,1965年發掘的第三地點共有14座墓葬,1975年發表了M659與M6512兩座墓葬的資料,報告者認為其與南山根遺址、十二臺營子墓地等存在明顯差異。學術界也注意到這批資料的完整性與特殊性,林沄[2]、靳楓毅[3]、趙賓福[4]、朱鳳瀚[5]、呂軍[6]、華玉冰[7]以及韓國學者吳江原[8]、李厚錫[9]等對此多有討論(下文各學者的觀點如無特殊引注,均同從略),甚至直呼其為鄭家洼子類型。

  本文結合新近發現的遼寧建昌東大杖子墓地[10]、建昌于道溝墓地[11]、興城朱家村墓地[12]以及內蒙古喀喇沁旗鐵營子墓地[13]等材料,圍繞鄭家洼子類型的內涵、年代及性質等問題進行討論,以期了解東周時期遼河流域尤其是遼西走廊地區的青銅文化發展傳播脈絡。

  一 鄭家洼子類型的內涵

  鄭家洼子類型以沈陽鄭家洼子墓地M659與M6512為代表,我們從墓葬結構、隨葬器物及埋葬習俗等方面著手,分析其特點。

  墓葬結構雖然標志性墓葬M6512的結構與規模已經無從準確掌握,但從現場殘留的痕跡可以確認為土坑木槨墓,且為一棺一槨的結構;M659為豎穴土坑墓,沒有確認葬具。由此可見,這類墓葬的特點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與石構墓葬形成鮮明差別,而棺槨結構不同很可能是墓葬等級差異的反映(通過墓地布局也可分析)。同時,這類墓葬多為東西向,也可視為其主要特征。

  隨葬器物墓葬隨葬器物較為豐富,以青銅器為主,代表性青銅器為短莖式銅劍。學者們也是從含這種短劍的遺存中,提出“鄭家洼子類型”的概念。同時,鄭家洼子類型遺存中存在發達的車馬器,馬銜、馬鑣等御馬器更為發達。此外,青銅車馬器中蛇、蝦、貝等寫實性動物是其重要的母題。陶器相對欠發達,數量較少,器形單一,以灰黑陶長頸壺為代表。

  埋葬習俗鄭家洼子M6512與M659均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頭西足東,均在墓坑一側放置牛骨。M6512相對考究,槨底可見鋪席痕跡。鄭家洼子M2為側身屈肢葬,從隨葬的陶壺與銅劍來看,年代略晚,不體現鄭家洼子類型時期的主要特征。

  靳楓毅從青銅器與陶器兩個視角比較了鄭家洼子類型與朝陽十二臺營子類型,認為它們關系密切,進而推導鄭家洼子類型為遼西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派生的一個地方變體。相反,趙賓福同意王巍關于雙房遺存[14]的界定,并進一步依據陶器組合將鄭家洼子類型等劃歸遼東地區的“雙房文化”。朱鳳瀚注意到鄭家洼子類型獨特的葬俗與隨葬器物,指出鄭家洼子類型既不同于遼東諸類型,也有別于遼西諸類型,呂軍贊同朱鳳瀚的觀點。

  我們認為十二臺營子類型與鄭家洼子類型確實存在一些共性,同時也注意到它們在墓葬結構、埋葬習俗及隨葬器物等方面的差異,暫不宜判斷兩者關系密切;況且,學者們早已將含有短莖式銅劍的遺存從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劃分出來[15],兩者存在本質區別,鄭家洼子類型也根本不是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地方變體。同樣,鄭家洼子類型與遼東半島南部的雙房文化除了同出素面陶器這一共性外,兩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就連短莖式銅劍也有較大差別[16],故不宜視兩者為時空框架及性質相同的考古學文化。我們同意將其單獨劃為一個類型,遺憾的是學術界暫時沒有對此進行深入闡釋。

  鄭家洼子類型的特點應該是以豎穴土坑墓為主,多東西向的仰身直肢葬,隨葬器物多為青銅器,出土短莖式銅劍以及車馬器,寫實動物母題發達,不見中原式青銅武器與禮器,陶器等相對欠發達,可見牛等動物隨葬現象,年代大致為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

  華玉冰認為遼陽亮甲山墓地[17]也屬于鄭家洼子類型,但亮甲山墓地M5基本為南北向,M7為側身屈肢葬,且亮甲山墓地出土的青銅短劍形制偏晚,與典型的鄭家洼子類型相去甚遠,可能與鄭家洼子M2大體同類。相反,寺兒堡墓地[18]雖然墓葬結構不甚明確,但從出土青銅短劍的形制以及劍柄的風格看,應該與鄭家洼子類型更為接近。另外,綏中肖家村、后礬石村[19]等地出土銅劍的形態也與鄭家洼子類型的銅劍比較相似。此外,朝鮮半島南部偏西忠清南道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20]出土的短莖式銅劍也可比較分析(圖一)。

  目前已發表的材料中,與鄭家洼子墓地M6512等最為接近的材料是興城朱家村墓地,無論是墓葬結構還是出土器物組合與特征,均與鄭家洼子墓地高度相似。

  分布于大凌河流域與老哈河流域的東大杖子墓地、于道溝墓地以及鐵營子墓地也與鄭家洼子墓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這些墓地的墓葬或結構有別,或隨葬器物組合不同,且整體年代相對偏晚,其性質應有別于鄭家洼子類型,相反與凌源三官甸[21]、喀左南洞溝[22]以及朝陽吳家杖子[23]等墓地可能屬于同一類型,也有學者將以上材料與喀左老爺廟墓地[24]等統稱為南洞溝類型[25],這兩個類型不僅年代上前后有別,分布范圍也不盡相同(圖二)。

  二 鄭家洼子類型的年代

  報告者認為以鄭家洼子M6512為代表的墓葬年代相當于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個別學者認為此年代判斷稍晚[26],應以春秋晚期為宜。興城朱家村墓地的年代為春秋晚期前后[27],可能略早于鄭家洼子墓地。寺兒堡墓地報告者認為其年代應為戰國早中期或者更早[28]。

  我們認為,這三個墓地都出土有短莖式銅劍,按照銅劍的型式演變分析,應該是朱家村墓地的出土器物年代最早,寺兒堡墓地的出土器物年代最晚。但總的來看,三座墓地出土的短莖式銅劍的年代基本相同,大致為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

  鄭家洼子M6512與朱家村M1都出土有外環由雙“環”組成的DⅡ式馬銜,按照邵會秋的研究,這種馬銜在春秋中晚期之后北方地區多有發現(圖三)[29],尤其是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常見,而非“東北土著特色”[30]。鄭家洼子類型的雙環馬銜很有可能是受長城地帶同類器物的影響,年代約在其之后。單純從形態及組合來看,鄭家洼子類型的車馬器應該與大致處于春秋中期前后的軍都山YYM230、YYM250以及春秋晚期的軍都山YYM151、YYM174[31]等比較接近。

圖一 鄭家洼子類型青銅短劍及其他銅劍比較

  1.興城朱家村(XZM1∶1) 2~4.沈陽鄭家洼子(M6512∶1、2、33) 5.葫蘆島寺兒堡6.綏中肖家村7、8.綏中后礬石村9、10.遼陽亮甲山11.普蘭店雙房12.喀左南洞溝13.喀左老爺廟14~16.禮山郡東西里

圖二鄭家洼子類型與南洞溝類型墓地分布示意圖

  鄭家洼子墓地與朱家村墓地都出土有喇叭形銅器(圖四∶1、2),推測為馬頭裝飾品,目前國內見諸報道的僅此兩例。有研究認為小黑石溝M8501[32]也有喇叭形器出土[33],但無論是形制還是大小,均與鄭家洼子M6512以及朱家村M1出土的喇叭形銅器差距太大,應屬誤斷。鄭家洼子M6512出土的喇叭形銅器柄部剖面為圓角方形[34],朱家村M1出土的喇叭形銅器柄部剖面為三角形,如果僅此兩例,我們從形態學上不好把握二者的變化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學術界普遍認為與鄭家洼子墓地密切相關的忠清南道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也出土有喇叭形銅器(圖四∶3、4),其柄部剖面為圓形。東西里墓葬的結構雖為石構,但從出土器物組合來看,與鄭家洼子類型關系密切,尤其是該墓出土黑陶長頸壺的型式也應為鄭家洼子類型的延續產品。東西里石棺墓的年代處于朝鮮半島細形銅劍的成立期[35],短莖式銅劍的形制處于由琵琶形到細形的過渡階段[36],其年代大致為戰國晚期前后。依據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判斷,鄭家洼子類型在朱家村墓地開始出現,到鄭家洼子墓地逐漸形成,并進一步傳播到朝鮮半島。

  姜仁旭也注意到了包括朱家村墓地在內的鄭家洼子類型對朝鮮半島的影響,但他著眼于整個歐亞草原的青銅交流網絡,推測朱家村墓地的年代為公元前7世紀,鄭家洼子墓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6世紀[37]。我們認為這種判斷略顯偏早,因為他忽視了鄭家洼子類型出土的車馬器與冀北地區東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密切聯系。但他主張的從朱家村墓地經鄭家洼子墓地到朝鮮半島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的傳播過程,與我們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

  三 鄭家洼子類型的性質

  鄭家洼子類型是基于廣泛分布于中國東北地區以及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部分地區的短莖式銅劍文化內的類型細分,因此它的性質首先就是這種短莖式銅劍文化的一個類型。短莖式銅劍文化是東北亞地區西周晚期到兩漢之際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青銅文化,學術界已經對其遺跡特點以及器物型式演變、共存關系等有深入的討論[38],鄭家洼子類型應該就是這種青銅文化在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之際集中分布于遼西走廊與遼河流域腹地的一個特色鮮明的地方類型。

  鄭家洼子M6512的報告者從墓葬出土器物組合、墓葬之間隨葬器物的差異以及鄭家洼子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等方面入手,推測鄭家洼子這類遺存是以畜牧農耕為主、以漁獵為輔的經濟形態。我們也注意到鄭家洼子類型中存在的大量寫實動物形象的器物,如蛇形馬鑣、蝦形節約、魚形節約等,其中一些水生動物形象出現的背景值得深思,但將這些動物形裝飾與經濟形態直接掛鉤的推論還應慎重,今后可加強此類遺址或墓地出土的動物骨骼以及人骨信息的采集與分析,以此為基礎討論其經濟形態更有說服力。

  鄭家洼子M6512的報告者注意到這批材料與中原文化的聯系以及別具一格的地方特點,反對籠統地將其稱為東胡遺存,現在看來還是一種比較清醒的認識。林沄在討論這種青銅文化的背景時,曾指出其與漢代的濊貊等族分布區域有相當的重合,應為濊貊(含高句麗、夫余等)、真番、朝鮮等族的祖先所共有[39]。當然,我們現在從地域角度可以進一步排除鄭家洼子類型的直系后裔為高句麗、夫余、真番等的可能性。韓國學者也很關注鄭家洼子類型的族屬問題,李清圭、樸峻亨、吳江原、趙鎮先、李厚錫等認為鄭家洼子類型與古朝鮮有關[40],吳江原甚至認為遼西地區青銅短劍文化中的南洞溝類型與沈陽地區的鄭家洼子類型分別是文獻記載的“準王朝鮮”與被秦開攻擊、自稱為王的“朝鮮侯”,二者曾是共存的古朝鮮聯盟體。我們也注意到鄭家洼子類型在墓葬結構、隨葬器物組合等方面與周邊以十二臺營子墓地為代表的短莖式銅劍文化存在細節上的差別,但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討論其族屬問題,只能通過這些遺址、墓地的地望,與之后的古代民族進行簡單的空間比對,而要形成更為可信的認識尚需要依靠不斷豐富的考古發掘材料。

  四鄭家洼子類型的意義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將遼河流域的短莖式銅劍文化以遼河為界分為遼西地區與遼東地區,盡管注意到遼河以東渾河流域鄭家洼子墓地的特殊性,但還是簡單地將其劃入遼東地區或單列為沈陽地區,實則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開展;同時,遼河以西地區統稱遼西雖無大礙,但也應注意松嶺山以東、頻臨渤海灣的遼西走廊在遼西地區的特殊位置,這個區域的河流大多直接入海,如興城河、煙臺河、六股河等。因此,我們認為廣義的遼河流域應包括渾河以及更為靠東的太子河流域,遼河與渾河、太子河之間的區域可看作是遼河流域的腹地,而傳統意義上的遼西地區則可以細分出遼西走廊這一獨立的地理單元,遼西走廊與遼河流域腹地沿醫巫閭山南麓相連(見圖二)。

圖三鄭家洼子類型馬銜及同類馬銜比較

  1~3.寧夏中衛狼窩子坑M2、M5、M3 4.宣化泥河子村5.軍都山YYM174 6、7.懷來甘子堡M5、M8 8、9.興城朱家村M1 10.鄭家洼子M6512

圖四鄭家洼子類型喇叭形銅器及同類器比較

1.朱家村M1 2.鄭家洼子M6512 3、4.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以下幾個現象:一是參考最新的研究成果[41],東北地區車馬器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遼西地區,遼河流域腹地只有鄭家洼子墓地一處出土車馬器,遼東地區暫時沒有發現[42],也就是說鄭家洼子類型實際是東北地區先秦時期馬具分布的東界;二是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階段,木槨(棺)墓的分布也是以遼河流域腹地的鄭家洼子類型為界,并且這一階段遼西地區大部分為木構墓葬與石構墓葬混雜分布,遼東地區則為比較單純的石構墓葬分布區域[43](遼東地區的木構墓葬應該是戰國晚期燕文化大規模流入的結果),只有遼西走廊與遼河流域腹地的鄭家洼子類型所在地區為單純的木構墓葬分布區域;三是遼河流域明確有15個地點發現商末周初“北方式青銅器”[44],此外還有一些征集品,這些地點中大部分“北方式青銅器”與典型商周青銅器共出,只有位于遼西走廊與遼河流域腹地的綏中馮家與東王崗臺、興城楊河、新民大紅旗4處地點出土單純的“北方式青銅器”,郭大順以楊建華提出的“河北藁城臺西遺址為北方式青銅器的發源地”的論斷[45]為依據,進一步提出北方式青銅器向遼河流域傳播的“北線”與“南線”,其中南線就是北方式青銅器臺西群沿遼西走廊傳播的通道[46]。

  綜上可見,遼西走廊到遼河流域腹地地區是商周時期遼河流域諸地理單元中文化特征相對明顯的考古學遺存分布區域,該區域的辨識也有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鄭家洼子類型的形成與發展。當然,本文僅是一個初步的探討,更加深入的研究還有待考古材料的進一步豐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斷改進。

  參考文獻:

  [1]沈陽市文物工作組《沈陽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資料》,《考古》1964年第1期;沈陽故宮博物館等《沈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沈陽肇工街和鄭家洼子遺址的發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2]林沄《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3]靳楓毅《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上、下)》,《考古學報》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4]趙賓?!吨袊鴸|北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年。

  [5]朱鳳瀚《再論有關短莖曲刃青銅短劍的幾個問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慶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術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6]呂軍《中國東北系青銅短劍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7]華玉冰、王來柱《新城子文化初步研究---兼談與遼東地區相關考古遺存的關系》,《考古》2011年第6期。

  [8] [韓]吳江原《青銅器-鐵器時代遼寧、西北朝鮮地區物質文化的展開與古朝鮮》,《東亞細亞的鐵器文化與古朝鮮》,學研文化社,2013年。

  [9] [韓]李厚錫《通過考古學材料看滿番汗---戰國時代古朝鮮與燕的境界變化》,《東北亞歷史論叢》第57輯,2017年。

  [1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縣東大杖子墓地2001年發掘簡報》,《考古》2014年第12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縣東大杖子墓地2002年發掘簡報》,《考古》2014年第12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縣東大杖子墓地M40的發掘》,《考古》2014年第12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縣東大杖子墓地M47的發掘》,《考古》2014年第12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東大杖子墓地2000年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11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東大杖子墓地2003年發掘簡報》,《邊疆考古研究》第18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

  [11]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建昌于道溝戰國墓地調查發掘簡報》,《遼寧省博物館館刊》第1輯,遼海出版社,2006年。

  [12]葫蘆島市博物館《遼寧興城朱家村春秋木棺墓清理簡報》,《文物》本期。

  [13]趙國棟《赤峰古代墓葬》,第77~80頁,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年。

  [14]許明綱、許玉林《遼寧新金縣雙房石蓋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王巍《雙房遺存研究》,《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4年。

  [15]翟德芳《試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韓嘉谷《從軍都山東周墓談山戎、胡、東胡的考古學文化歸屬》,《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朱永剛《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劍遺存的考古學文化及相關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16] 成璟瑭《朝鮮半島青銅武器研究---兼與中國東北地區的比較》,(韓)全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7]孫守道、徐秉琨《遼寧寺兒堡等地青銅短劍與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

  [18] 同[17]。

  [19]王云剛《遼寧綏中縣近年發現的青銅劍》,《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20] [韓]池健吉《禮山東西里石棺墓出土青銅一括遺物》,《百濟研究》9, 1978年。

  [21]遼寧省博物館《遼寧凌源縣三官甸青銅短劍墓》,《考古》1985年第2期。

  [22]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喀左南洞溝石槨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3] 田立坤等《朝陽吳家杖子墓地發掘簡報》,《遼寧考古文集(二)》,科學出版社,2010年。

  [24]劉大志、柴貴民《喀左老爺廟鄉青銅短劍墓》,《遼海文物學刊》1993年第2期。

  [25] [韓]吳江原《遼寧地域的青銅器、初期鐵器時代復合社會的形成與社會變動》,《“青銅器、初期鐵器時代東北亞諸地域復合社會的形成”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11年。

  [26]同[2];邵會秋《先秦時期北方地區金屬馬銜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4年。

  [27] 同[12]。

  [28] 同[17]。

  [29]邵會秋《先秦時期北方地區金屬馬銜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4年。

  [30] 孫璐《中國東北地域先秦時代車馬具的登場與變遷》,(韓)《韓國考古學報》第81期,韓國考古學會,2011年。

  [3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文物出版社,2007年。

  [3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9年。

  [33] 同[30]。

  [34]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出土文物卷》,第58、59頁,遼海出版社,2008年。

  [35] [韓]趙鎮先《細形銅劍文化的研究》,第213~220頁,學研文化社,2005年。

  [36] 同[16]。

  [37] [韓]姜仁旭《技術、武器與技術---遼西地區琵琶形銅劍文化的擴散與古朝鮮》,《通過考古學看古朝鮮》(第42回韓國考古學全國大會論文集),韓國考古學會,2017年。

  [38]成璟瑭《中、朝、韓對短莖式青銅短劍研究的檢視與比較》,《邊疆考古研究》第6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

  [39] 同[2]。

  [40] [韓]李清圭《通過青銅器看古朝鮮與周邊社會》,《北方史論叢》第6輯,2012年;[韓]樸峻亨《大凌河、西北朝鮮地區琵琶形銅劍文化的變動與古朝鮮的位置》,《韓國古代史研究》第66輯,2012年;同[8];[韓]趙鎮先《中國東北地域的青銅器文化與古朝鮮的位置變動》,《東洋學》第56輯,2014年;同[9]。

  [41]田立坤《遼西地區先秦時期的馬具與馬車》,《考古》2017年第10期。

  [42]崗上M1∶4應為套環,不是馬銜,可排除;臥龍泉M5∶6“馬具”存疑。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雙砣子與崗上---遼東史前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第84、114~115頁,科學出版社,1996年。

  [43]趙少軍《遼東地區青銅時代石構墓葬的發現與研究》,《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13)》,遼海出版社,2013年。

  [44]郭大順《遼河流域“北方式青銅器”再認識》,《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成璟瑭等《遼寧綏中東王崗臺發現商周窖藏銅器》,《文物》2016年第3期。

  [45]楊建華《商周時期中國北方冶金區的形成---商周時期北方青銅器的比較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6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

  [46]郭大順《遼河流域“北方式青銅器”再認識》,《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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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成璟瑭 徐韶鋼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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