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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紀后半中韓交流的考古學探究
2020年01月03日 16:19 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第4期 作者:白云翔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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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公元前一千紀后半, 是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之間人群移動和文化交流逐步興盛的一個時期??脊虐l現和比較研究表明:韓國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中國式”銅劍, 是公元前4世紀中葉從中國大陸東渡到韓國西南部沿海一帶的吳越鑄劍工匠在當地鑄造的;韓國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末至公元前1世紀的舶載鐵器, 是分別從中國大陸的燕地和齊地傳入的;韓國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紀年前后的“橫置式”前期甕棺葬, 是在中國大陸黃海和渤海沿岸地區甕棺葬的影響下產生的。中韓交流于公元前4世紀中葉拉開了序幕, 后來又經歷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線, 既有連接遼東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遼東—朝鮮半島”陸路, 更有“環黃海之路”水路, 即沿黃海近海北上、東進、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線。

  關鍵詞:公元前一千紀后半; 中國; 韓國; 文化交流

  基金: “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資助計劃”專項資助

  

  公元前一千紀后半的東亞地區, 是古代社會歷史大動蕩、大變革和大發展的一個時期。就中國大陸來說, 先后經歷了列國紛爭的戰國時代、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的秦王朝和西漢時期。就朝鮮半島來說, 青銅器時代發展到高峰, 并逐步演進到初期鐵器時代。半島北部, 先后經歷了傳說中的古朝鮮、衛滿朝鮮和漢置樂浪四郡時期;半島南部, 則陸續出現了馬韓、辰韓和弁韓三個古國, 進入到三韓時代, 踏上了從早期國家向古代國家演進的歷程。

  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和大發展的時期, 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人群移動和文化交流也逐步興盛起來, 成為當時東亞地區一個重要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現象。對此, 古代文獻有所記述的同時, 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也正在從不同側面予以揭示。就當時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交流來看, 半島北部和南部既是一個整體, 但又各自具有不同的路徑和特點。鑒于迄今所知半島北部的有關考古資料有限, 這里主要就中國大陸與今日韓國即半島南部的交流進行討論。同時, 考古資料種類多樣, 內涵豐富, 這里主要通過韓國發現的上林里“中國式”銅劍、舶載鐵器和甕棺葬及其比較研究, 從總體上就公元前一千紀后半中韓之間的交流進行考古學探究。

  一 上林里“中國式”銅劍所見吳越青銅工匠的渡韓

  上林里“中國式”銅劍, 是指1975年出土于韓國全羅北道全州市以北完州郡上林里的26件銅劍。據發現者稱, 銅劍埋藏于地下約60厘米處, 大致以劍鋒向東、劍柄向西的東西向水平放置, 似乎是捆扎成束埋藏。后經考古學者調查, 附近未發現其他任何古代遺跡和遺物。1976年, 當地學者全榮來整理并公布了這批銅劍, 將其稱之為“中國式銅劍”, 并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1];1982年, 該文被譯成日文發表[2], 進一步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這批銅劍除個別略有殘缺外, 保存基本完好, 形制基本相同, 其形制特征是:圓盤形凹面劍首;實心圓柱形劍莖, 斷面呈橢圓形, 莖上有兩道環狀箍;凹字形劍格, 較短寬, 圓肩, 斷面略呈菱形;劍身中脊凸起有棱線, 斷面略呈扁平菱形;兩從略呈凹面, 與鍔之間略顯分界的棱線;兩鍔大致平行, 前部大約三分之一處開始略變窄, 前部約六分之一處開始緩慢斜收而成尖圓鋒;劍首、劍莖、劍格和劍身通體鑄成 (圖一) 。鑒于其基本特征是“笠形圓首、凹字形格、雙箍柱莖”, 這里簡稱為“圓首雙箍柱莖劍”。其尺寸大小, 最長者通長47.2厘米 (2號劍) , 最短者通長44.4厘米 (7號劍) , 通長平均45.9厘米;劍首直徑3.6-4厘米, 劍柄長8-9.3厘米;劍格長0.75-1.2、寬4.4-5.1、厚1.4-1.8厘米;劍身根部寬3.8-4.3厘米, 平均寬4厘米。保存完整的16件, 重量為274-498克, 平均重363克。

圖一 韓國完州郡上林里出土“中國式”銅劍

1.1號劍2.3號劍3.5號劍4.6號劍5.7號劍6.11號劍7.12號劍8.14號劍9.19號劍10.21號劍

  關于上林里中國式銅劍的性質及其來源, 全榮來認為, 上林里銅劍可能是禮儀用品而非實戰用器, 是從中國大陸傳入的[3];中國學者王青則認為, 上林里銅劍的年代應在戰國中期前后, “很可能是從齊國傳入的”[4]。但是, 筆者反復研究后認為, 上林里銅劍是公元前4世紀后半“東渡朝鮮半島的中國大陸的青銅工匠在當地鑄造的, ……東渡朝鮮半島的青銅工匠是吳越地區的鑄劍工匠”[5]。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認識, 主要是基于如下分析。

  就上林里銅劍的形制來看, 它們屬于中國東周時期典型的吳越系銅劍。因為, 這種“圓首雙箍柱莖劍”主要流行于南方尤其是吳越地區[6], 屬于典型的吳越系銅劍。

  至于上林里銅劍的年代, 可以判定為公元前4世紀后半的戰國中期。因為, 這種凹字形劍格的圓首雙箍柱莖劍雖然定型于春秋晚期的吳越地區, 但它在整個戰國時期一直流行, 并且其形制結構特征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只是劍的長短總體上略有加長的趨勢 (圖二) , 其“長度以45-65厘米最為常見”[7], 個別的長度達70厘米以上。結合上林里銅劍的形制結構特征推斷, 其年代應在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中期。朝鮮載寧郡孤山里發現的2件這種“中國式銅劍”與古式細形銅劍共存[8], 韓國全羅南道咸平郡草浦里出土的這種圓首雙箍柱莖劍與細形銅劍以及多鈕細紋鏡共存[9], 而細形銅劍大約出現于公元前4世紀, 可視為其年代的旁證。

圖二 中國出土東周時期銅圓首雙箍柱莖劍

  1.洛陽中州路M2729:20 2.洛陽中州路M2728:40 3.江陵天星觀M1:401 4.長沙楚墓M935:1 5.長沙楚墓M1195:11 6.長沙楚墓M1510:2 7.長沙楚墓M1315:1 8.長沙楚墓M1316:1 9.長沙楚墓M1427:2 10.長沙楚墓M85:1 (1、2、10.戰國早期;3.戰國中期;4、5.戰國晚期;6-9.戰國時期)

  關于上林里銅劍的產地, 最初全榮來曾明確指出, “絕不是在當地制作的”, 是從中國傳入的。后來, 日本學者根據其形制特征[10], 尤其是上林里3號劍和14號劍的鉛同位素比值測定所示鑄劍所用礦料中的鉛屬于朝鮮系鉛的結果等[11], 推定其產地是在朝鮮半島南部一帶, 并得到韓國學者認可[12]。筆者也認為其產地是在當地, 因為上林里銅劍雖然具有鮮明的東周時期吳越銅劍風格, 但兩者之間又有所差異, 尤其是劍莖的斷面呈橢圓形與吳越銅劍的劍莖斷面呈圓形明顯不同;上林里銅劍的材質是近乎純銅的紅銅, 與吳越銅劍乃至整個“東周式銅劍”的銅錫青銅和銅錫鉛青銅判然有別;迄今中國尚未發現東周時期的紅銅質的銅劍, 在中國大陸專門制作“非實戰用的禮儀用器”向朝鮮半島輸出的可能性更是不存在的;鉛同位素比值的測定表明, 其鑄造所用礦料中的鉛是朝鮮半島當地所產。

  但是, 上林里銅劍的制造者, 可能并非當地工匠, 而是來自中國大陸。據觀察分析, 上林里銅劍是采用易于損毀、只能使用一次的泥土范或陶范鑄造的, 并且是采用雙合范整體一次性鑄造成型, 而雙合范陶范鑄劍, 是東周時期列國鑄劍的技術特征。朝鮮半島青銅器時代 (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13]) 流行的銅劍屬于琵琶形銅劍 (即“曲刃青銅短劍”、“遼寧式銅劍”) [14]和細形銅劍[15]系統, 而全羅南道靈巖、京畿道龍仁郡草扶里、平安南道將泉里等地發現的細形銅劍的鑄范均為石質鑄范表明[16], 當地的銅劍鑄造技術屬于石范鑄造技術傳統, 與泥土范或陶范鑄銅技術明顯有別, 況且當地流行的劍體與劍首分鑄后組裝成型的技術也與“中國式銅劍”劍首、劍柄和劍身合鑄于一體的技術明顯有別。在上述技術和文化背景下, 由于“中國式銅劍”的傳入, 當地工匠就隨之放棄當地傳統的石范、分體鑄劍技術而采用陶范、整體合鑄的鑄劍技術, 是不可想象的。況且, 上林里銅劍盡管尺寸較小, 重量較輕, 但沒有明顯的鑄造缺陷, 尤其是銅劍的金屬成分近乎純銅, 而純銅的熔點為1083℃, 遠遠高于銅錫合金或銅錫鉛合金的青銅的熔點, 并且純銅熔液的流動性能和充型能力也低于銅錫合金和銅錫鉛合金, 熔化鑄造的難度高[17], 更顯示出其制范和澆鑄技術是相當成熟的, 并不是缺乏經驗的仿制者所能做到的。據此可以認為, 上林里銅劍雖然是在當地制作的, 但它們不是當地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鑄劍技術制作的“中國式銅劍”的仿制品, 而是掌握陶范鑄劍技術的中國大陸工匠東渡朝鮮半島后在當地制作的。

  基于上述推論, 進而可以認為, 上林里銅劍的鑄造者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吳越地區的鑄劍工匠。這主要是因為, 上林里銅劍屬于吳越系銅劍;吳越地區的鑄劍技術在春秋晚期已經高度發達并且一直延續, 代表了當時各諸侯國鑄劍的最高水平;吳越地處江南水鄉, 吳越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動。公元前334年,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 大敗越, 殺王無疆,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北破齊于徐州。而越以此散, 諸族子爭立, 或為王, 或為君, 濱于江南海上, 服朝于楚”[18]。于是, 原來隸屬于越國王室的青銅工匠開始逃散, 其中一部分鑄劍工匠離開會稽 (今紹興市) 、姑蘇等吳越故地奔向大海, 尋找新的生活, 最終到達了遙遠的朝鮮半島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帶, 并在當地鑄造了銅劍。

  至于吳越鑄劍工匠東渡韓國的線路, 無疑經由的是“環黃海之路”水路 (詳后) , 即:首先, 從長江入??谘貣|海西岸和黃海西岸的近海一路向北, 到達山東半島;然后, 從山東半島北端蓬萊一帶入海, 沿廟島列島北上, 穿過渤海海峽到達遼東半島南端;其后, 沿黃海北岸的近海向東轉而向南到達黃海的西朝鮮灣, 再由此沿近海南下, 經由江華灣、群山灣, 最終落腳在今韓國全羅北道完州郡的上林里一帶。

  二 鐵器所見中國大陸鐵器文化的東漸

  冶鐵術的發明是人類社會歷史上具有革命性的一個大事件, 鐵器的制造和使用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就東亞地區來說, 冶鐵術和人工鐵器首先產生于中國的中原地區, 然后逐漸向周邊地區擴散, 成為東亞各地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公元前一千紀后半, 中國大陸鐵器文化更是形成了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等地傳播的浪潮。

圖三 中國撫順蓮花堡出土戰國鐵器

  1-4.空首斧 (L H B:B 3、T1:132、T 3:91、T4:117) 5.橫銎镢 (L H B C:01) 6.刀 (T4:110) 7.鐮刀 (T4:111) 8、9.铚刀 (T4:109、T4:108) 10.鋤板 (T4:112) 11.鑿 (T4:42)

  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19], 在中國, 冶鐵術和人工鐵器出現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的西周晚期的中原地區, 最早的煉鐵技術屬于塊煉鐵。此后, 歷經春秋三百年的發展, 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進入戰國時期之后, 鐵器進入到一個大發展時期。鋼鐵技術迅速發展:在春秋初年出現液態生鐵冶煉并形成液態生鐵冶煉為主、塊煉鐵為輔的獨具東方特色的冶鐵技術傳統的基礎上, 公元前5世紀后半出現了韌性鑄鐵, 公元前5世紀末出現了簡易、經濟的鑄鐵脫碳鋼制鋼工藝;公元前4世紀后半出現了淬火技術;公元前3世紀前半發明了鐵范鑄造工藝;隨著生鐵柔化技術和鑄鐵脫碳鋼技術的發展, 鍛制技術廣泛應用于鐵器的加工, “鍛銎技法”作為鐵器成型技術的一大創新, 至遲在戰國晚期已經出現并迅速得到推廣。公元前3世紀前半的戰國晚期, 鐵器工業體系初步形成;鐵器類型迅速增多, 并迅速走向多樣化和專用化;鐵器的應用進一步向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擴展, 應用程度也進一步提高, 隨之, 鐵器的應用也擴展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鐵器應用的地域進一步擴展, 東北方向擴展到遼東半島 (圖三) 乃至吉林省的西南部一帶。秦和西漢時期, 中國古代鐵器文化的發展又迎來了一個新的高峰。

  在上述中國古代鐵器文化形成、發展和擴散的大背景下, 隨著中國大陸鐵器和制鐵技術的傳入, 朝鮮半島先后開始了鐵器的使用和制作, 進入了“初期鐵器時代”。

  就整個朝鮮半島來說, 迄今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鐵器, 都是舶載品, 其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

  在半島北部, 這一時期的舶載鐵器多有發現。如慈江道渭原郡龍淵洞遺址、平安北道寧邊郡細竹里遺址第三期文化層居住址、咸鏡北道茂山郡虎谷洞遺址的第V期居住址, 以及咸鏡北道會寧郡五洞遺址第6號居住址等地都有發現[20]。上述各地出土的鐵器, 大都是戰國晚期燕地鐵器的常見類型和器形, 并且形態結構都基本一致, 結合與之共出的大量明刀幣、布幣等判斷, 它們的年代約當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 “大都是從燕地傳入的燕國的鐵器產品”[21]。

  在半島南部的今韓國境內, 這一時期舶載鐵器也有所發現。忠清南道扶余郡合松里、唐津郡素素里、全羅北道長水郡南陽里等地出土的長條形豎銎镢和鑿, 均為鑄造品, 并且明顯屬于燕系鐵器, 與之伴出的遺物有銅短劍、銅戈、銅矛以及多鈕幾何紋鏡等, 表明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世紀前半。完州郡新豐遺址出土的鐵環首削刀, 其形制和結構特征與燕下都出土同類器相同, 其年代或為公元前3世紀前半。上述發現表明, 公元前3世紀前半中國大陸的鐵器已經傳入半島南部地區, 并且主要是燕地鐵器。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各地點均地處韓國的西部地區, 并且有“11個遺址的26座墓葬有燕系鐵器出土”[22], 屬于三韓時代馬韓的范圍, 顯示出半島南部在公元前3世紀前半率先從中國大陸傳入鐵器的是馬韓古國, 并且鐵器的產地主要是燕國, 當然也不排除其中少量鐵器是產自齊國。

  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鐵器傳入朝鮮半島, 一方面是公元前3世紀初燕將秦開破東胡設置遼東郡等郡縣之后, 燕國的勢力范圍擴展到鴨綠江流域一帶, 燕國生產的鐵器隨之傳播到其勢力范圍所及的地區以及鄰近地區;另一方面, 則是在戰國晚期列國間兼并戰爭異常頻發和激烈的社會背景下, 為躲避戰亂而流徙到朝鮮半島的燕、齊等地居民將鐵器帶到了他們的落腳之地。當然, 這一時期來自中國大陸鐵器文化的影響還主要限于鐵器的傳入, 當地由此開始了鐵器的使用, 并且成為當地制鐵技術發生和鐵器生產的前奏。

  公元前3世紀后半至公元前2世紀末葉的舶載鐵器, 在韓國境內的考古發現日漸增多, 最引人注目的是完州郡葛洞[23]、長水郡南陽里[24]、密陽市校洞以及羅州龜基村德谷遺址等地的發現。

圖四 韓國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鐵器

  1、2.鐮刀 (葛洞M2:6、葛洞M3:13) 3.空首斧 (葛洞M3:12) 4、5.豎銎镢 (葛洞M4:21、葛洞M4:20)

  全羅北道完州郡葛洞4號墓出土2件鐵豎銎镢, 刃部與銎部大致等寬, 其中M4:20, 銎口略呈梯形, 長12.1、寬5厘米;M4:21, 銎口呈長方形, 長16.8、寬5.4厘米 (圖四:4、5) , 其年代或為公元前2世紀前半。這種鐵豎銎镢, 還發現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素素里等地, 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世紀。這種豎銎镢, 在河北易縣燕下都、山東臨淄齊故城等地戰國晚期和西漢前期的遺存中常有發現, 并且形制基本相同。

  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的2件鐵鐮刀, 鑄造品, 彎體, 背部邊緣向正面凸起, 柄端有凸起的欄, 其中M2:6, 長24.6、寬4.4厘米;M3:13, 長24.2、寬4厘米 (圖四:1、2) , 其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前半抑或更早[25]。這種背部邊緣凸起、柄端有欄的鑄制鐵鐮, 是燕、齊等地鐵鐮的典型形態, 流行于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

  長水郡南陽里3號墓出土的豎銎镢以及2號墓的刮刀等, 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世紀前半。至于完州郡葛洞3號墓出土的1件封閉型長方形銎的空首斧 (圖四:3) , 屬于鍛銎鐵斧, 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舶載品, 也可能是采用鍛銎技法在當地制作的, 但無論如何, 都反映出與中國大陸鐵器及鋼鐵技術的內在聯系。

  韓國發現的初期鐵器中, 還有兩種鑄造的梯形鋤板。

  一種是平面呈梯形, 上部有一小的穿孔。如慶尚南道密陽市校洞3號木棺墓出土1件 (M3:10) , 兩側及頂部邊緣有凸沿, 上部居中有一小穿孔, 殘長15.4、寬4.6-10.6、厚0.4厘米[26] (圖五:2) , 據與之共出的有西漢中期的星云紋銅鏡可知, 墓葬的年代約當公元前2世紀末。這種鐵鋤板, 昌原市茶戶里61號墓等地也有出土, 而在中國曾發現于易縣燕下都、朝陽袁臺子、撫順蓮花堡等地, 是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燕地典型的鐵器之一。

  另一種鐵鋤板是圓穿梯形鋤板, 即整體呈梯形, 上部有一圓穿。羅州龜基村德谷遺址1號木棺墓出土1件 (M1:78) , 長18.5厘米, 刃部寬11厘米, 圓穿直徑2.5厘米[27] (圖五:1) 。在中國, 這種帶圓穿的梯形鋤板流行于西漢時期, 但不見于燕國故地, 而是常見于齊國故地并且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不僅臨淄齊故城、章丘東平陵城多有發現, 而且在章丘東平陵城還出土了這種圓穿梯形鋤板的鑄范 (圖六) , 其年代為兩漢時期[28]。由此說來, 龜基村德谷遺址發現的圓穿梯形鋤板, 很可能是從齊國故地傳入的。

圖五 韓國出土鐵梯形鋤板

1.羅州龜基村德谷M1:78 2.密陽校洞M3:10

圖六 中國章丘東平陵城出土漢代鐵梯形鋤板及鑄范

1、3.鐵鋤板2.陶鑄范

  很顯然, 公元前3世紀后半至公元前2世紀末葉的100余年間, 曾有不少戰國末年至西漢前期的鐵器傳入半島南部地區, 其中大多是從燕國故地傳入的燕系鐵器, 但有些是來自齊地;與此同時, 鋼鐵技術也隨之傳入, 半島南部地區終于從模仿舶載品開始了鐵器的制作, 如梯形銎口的鑄造鐵斧、鍛銎鐵斧以及板狀鐵斧等[29]。這一時期燕、齊等地鐵器傳入半島南部地區, 一方面與秦末漢初“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30]直接有關;另一方面, 與秦朝時可能有秦人為躲避戰亂流亡到半島南部并定居在馬韓以東的辰韓地區不無關系[31]。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韓國發現的公元前4世紀末至2世紀末的初期舶載鐵器, 其出土地點大都地處西部地區, 屬于三韓時代馬韓的范圍, 顯示出半島南部公元前4世紀末以降率先引進大陸鐵器的是馬韓地區, 其傳播路線既有“遼東—朝鮮半島”陸路, 同時也有“環黃海之路”水路。

  三 甕棺葬所見中國大陸喪葬文化的影響

  從考古學上考察公元前一千紀后半的中韓交流, 甕棺葬是值得關注的又一個重要文化現象。

  所謂“甕棺葬”又稱之為“甕棺墓”, 是指用陶質容器作葬具、將死者埋葬于地下的一種埋葬形式, 在世界各地有著廣泛的分布。就整個東亞地區來看, 甕棺葬在中國大陸出現年代早, 流行時間長, 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公元前一千紀后半的戰國秦漢時期 (這里主要指戰國和秦、西漢時期, 下同) , 再度在一些地區流行開來, 成為當時頗具特色的一種埋葬形式[32]。環黃海 (及環渤海) 地區, 是戰國秦漢時期甕棺葬的主要流行地區之一, 并且其甕棺形態和結構、埋葬特點等都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形成了戰國秦漢甕棺葬的“燕齊文化區”[33], 成為公元前一千紀后半環黃海甕棺葬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國秦漢時期的甕棺葬, 廣泛分布于黃海西岸、渤海沿岸和黃海北岸等地, 各地之間既有共性, 也有各自的地域特色。

  渤海西北沿岸和黃海北岸的燕地的甕棺葬, 出現于公元前5世紀的戰國早期, 此后迅速向周邊地區擴散。甕棺所用的陶器, 類型多樣, 主要有釜、甕、罐、盆、缽以及筒形器等, 其中, 數量最多的是釜、甕和各種形制的盆, 包括專門用于甕棺的筒形甕。甕棺的結構多種多樣, 有兩器甕棺、三器甕棺、四器甕棺以及其他特殊的組合, 其中, 大口釜+大口釜、大口釜+小口甕 (圖七) 等兩器甕棺最為流行, 筒形甕+筒形甕等兩器甕棺次之, 都是從戰國早期一直流行到秦漢時期。

圖七 中國戰國秦漢時期燕地甕棺葬

1.北京八里莊M2 2.天津牛道口M24 3.遼陽三道壕M361

圖八 中國戰國秦漢時期齊地甕棺葬

1.臨淄友聯M5 2.臨沂陳白莊M1 3.臨淄東古M1 4.臨沂陳白莊M2 5.章丘寧家埠M79

  渤海南岸和黃海西岸齊地的甕棺葬, 出現于公元前4世紀末的戰國晚期, 此后迅速流行。甕棺所用的陶器, 同樣是類型多樣, 主要有釜、甕、罐、盆、舟形器等, 其中, 最為常見的是釜、甕和各種形制的盆, 包括專門用于甕棺的深腹甕和筒形甕。甕棺的結構同樣是多種多樣, 但最常見的是兩器甕棺,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筒形甕+筒形甕組合, 以及小口釜+小口釜、深腹甕+盆組合等 (圖八) 。

  燕、齊兩地的甕棺葬, 墓壙均為豎穴土壙, 但大多不夠規整;個別的有用石板構成的石槨, 曾發現于遼陽唐戶屯和桑園子等地。葬地或是在居住地附近、聚落的邊緣或城墻內外, 或是與其他類型的墓葬混雜在一起, 或是以甕棺葬為主的叢葬墓地。被葬者絕大多數為兒童, 但也有少量的成人, 一般沒有隨葬品。

  就朝鮮半島來說, 用陶容器埋葬死者的埋葬方式, 早在史前時代就已存在, 其葬具往往是單件陶器并將陶器豎向放置, 即所謂的“豎置式”甕棺葬[34]。但這種墓葬僅僅是個別現象, 并且跟后來出現的“橫置式”甕棺葬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35]。這里所說的甕棺葬, 指的是葬具一般為兩件或兩件以上并橫向放置的甕棺葬, 即“橫置式”甕棺葬。

  在半島北部, 甕棺葬的出現大約是在公元前3世紀, 此后逐漸流行開來[36]。墓壙為豎穴土壙, 甕棺橫向放置于墓壙之中。被葬者為兒童, 一般沒有隨葬品。就其葬地來說, 或分布在土壙墓和木槨墓的近旁, 或與之混雜在一起。

  在半島南部, 甕棺葬有著廣泛的分布。在北起京畿道、南至全羅南道和慶尚南道乃至濟州島的韓國各地都有所發現, 尤以瀕臨黃海的半島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區最為流行, 即忠清南道、全羅北道和南道, 以及慶尚南道和北道等地[37]??脊虐l現和研究表明, 韓國境內的甕棺葬大致出現于公元前3世紀初的青銅器時代末期和初期鐵器時代之初, 此后一直延續到公元6世紀前后。在這個過程中, 甕棺葬的形態和性質尤其是被葬者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 即公元1世紀前后出現了成人大型甕棺葬。據此可以將韓國的甕棺葬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甕棺葬”, 其年代為公元前3世紀初至公元紀年前后, 甕棺所用陶器大多為日常實用器, 被葬者主要為兒童;“后期甕棺葬”, 即“成人大型甕棺階段”, 其年代為公元1-6世紀, 以葬具是專門燒制的、專門用于甕棺的大型陶甕為特征, 并大量用于成年人的墓葬。

  韓國的前期甕棺葬, 甕棺用陶器盡管種類多樣, 并且各地有所差異, 但最為常見的是大口甕、角形雙鋬甕、深腹甕、壺和盆等。其中, 大口甕, 多為夾砂陶, 以疊唇、大口、深腹和小平底為特征, 一般高20-40厘米;角形雙鋬甕, 大口或侈口, 深腹, 小平底或圜底, 以肩部有對稱的牛角形雙鋬為突出特征, 一般高30-50厘米;深腹甕, 體瘦長, 略束頸, 圜底或小平底, 一般高50-60厘米左右。甕棺的結構, 最為流行的是大口甕+大口甕組合、角形雙鋬甕+角形雙鋬甕組合, 以及深腹甕與其他陶器的組合等 (圖九) 。墓壙一般是豎穴土壙, 并且平面形制不甚規整, 但也有個別的用石塊砌筑出石槨。一般沒有隨葬品, 僅有少量的墓隨葬數件陶器。被葬者以兒童為主, 成人少見。關于其葬地, 有以甕棺葬為主的叢葬墓地, 如光州市新昌洞甕棺葬群, 但也有的是與其他類型的墓葬混雜在一起, 如全羅南道的泗川勒島墓地, 甕棺葬與豎穴土壙墓相間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 韓國青銅時代晚期和初期鐵器時代的甕棺葬, 主要分布于錦江流域 (青銅時代中期松菊里文化的中心分布區) 以外的地區, 尤其是西南和東南沿海的全羅地區、慶尚地區以及濟州島, 暗示出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可能性。

圖九 韓國青銅時代晚期至初期鐵器時代甕棺葬

  A.昌原茶戶里46號甕棺葬B.益山於陽洞甕棺葬C.光州長者1號甕棺葬D.咸平長年里堂下山1號甕棺葬

  將整個環黃海地區的甕棺葬進行比較可以發現, 韓國前期甕棺葬的甕棺陶器多為日常實用器、以甕為主的兩器甕棺結構、以埋葬兒童為主的被葬者、一般無隨葬品、大多為不規則的豎穴土壙以及葬地的選擇等, 都與中國大陸環黃海地區戰國秦漢時期的甕棺葬相同或相似;最常用的甕棺陶器深腹甕, 與山東半島齊地的同類器也多有相似之處;即使少數甕棺葬使用石槨的現象, 也曾發現于遼陽三道壕和桑園子等地的甕棺葬。很顯然, 韓國的前期甕棺葬與中國大陸環黃海地區戰國秦漢甕棺葬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蚩烧J為, 韓國乃至整個朝鮮半島的甕棺葬, 是在中國大陸環黃海地區戰國秦漢甕棺葬的影響下發生的, 是當時人群移動和文化交流的直接體現。

  當然, 甕棺葬在朝鮮半島的長期發展過程中與當地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發展相結合, 形成了突出的地域性特色, 尤其是公元1世紀之后衍生出了成人大型甕棺葬這種鮮明的時代性和地域性。至于韓國前期甕棺葬的甕棺陶器在形態、裝飾及制作技術上自有特點, 是因為陶器是在當地燒制的, 而陶器的種類、形態、裝飾、大小以及燒制工藝技術等, 都與當地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文化傳統、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等諸方面直接相關。

  至于甕棺葬這種喪葬方式東傳朝鮮半島的線路, 應該跟中國大陸鐵器的東傳一樣, 既有“遼東—朝鮮半島”陸路, 更有“環黃海之路”水路。

  四 中韓交流的歷史進程

  根據上述以上林里銅劍、鐵器和甕棺葬為中心的考古學分析可以看到, 公元前一千紀后半中韓之間的交流在此前兩地間文化交流的基礎上[38], 迅速走向興盛。這一時期的交流, 大致經歷了序幕和三次浪潮等四個階段, 并且這種交流是在整個東亞社會歷史大背景下, 尤其是中國大陸大動蕩、大變革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更與當時的人群流動密切相關。

  中韓交流的序幕, 發生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 是由中國江南地區沿海北上、東渡韓國的吳越鑄劍工匠們拉開的。在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公元前334年越國被楚國所滅的歷史背景之下, 原來隸屬于越國王室的鑄劍工匠逃離吳越故地, 沿海向北尋找新的生活, 最終落腳在遙遠的朝鮮半島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帶, 繼續從事銅劍的鑄造, 制作出上林里銅劍等“中國式”銅劍。吳越工匠東渡韓國盡管是偶發性的, 并且對當地的文化演進并沒有產生大的影響, 但畢竟出現了中國大陸居民的東渡, 由此拉開了中韓交流的序幕。

  中韓交流的第一次浪潮, 發生在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 主要是伴隨著燕將秦開破東胡而出現的。早在公元前4世紀末之前, 燕國的勢力范圍和文化影響就不斷地向遼西地區擴散。燕昭王時期 (公元前311-279年) , 燕將秦開擊破東胡, 燕國在東胡故地設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和遼東郡[39], 其勢力范圍迅速擴展到遼東半島乃至鴨綠江流域一帶, 燕地居民大規模向東遷徙。隨之, 燕地居民的甕棺葬埋葬方式、燕國生產的鐵器等隨之傳播到其勢力范圍所及地方以及鄰近地區, 忠清南道扶余郡合松里、唐津郡素素里、全羅北道長水郡南陽里、完州郡新豐遺址等地出土的燕系鐵器可能就是這樣傳入的。與此同時, 戰國晚期的中國大陸, 列國之間的兼并戰爭異常頻發和激烈, 環渤海地區的燕、齊之間, 同樣是戰事不斷, 先后發生了章子伐燕、樂毅伐齊和田單復齊等多次大規模戰爭[40]。為躲避戰亂, 不少燕、齊等地的居民流徙到朝鮮半島, 同樣將他們的喪葬習俗和鐵器帶到了他們的落腳之地。這一時期的居民流徙已經不僅僅是人群的移動, 而是直接導致了中國大陸鐵器文化和喪葬文化向朝鮮半島的大規模擴散, 形成了中韓交流的第一次浪潮。

  中韓交流的第二次浪潮, 發生在公元前3世紀末2世紀初, 主要是伴隨著秦末漢初的社會動蕩而出現的。早在秦朝之時, 曾有“秦之亡人”為躲避秦之暴政而逃亡到朝鮮半島東南部, 并定居于馬韓以東的辰韓地區。秦末漢初之時, 燕、趙、齊等地曾有數以萬計的居民為避亂而遷徙到朝鮮半島;半島西北部以王險為都的衛滿朝鮮, 就是由亡命到此的衛滿率流徙至此的燕地和齊地居民等建立的[41]。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 伴隨著燕、齊、趙等地居民的大量流徙, 燕、齊等地的鐵器文化和喪葬文化繼續向朝鮮半島擴散, 形成了中韓交流的第二次浪潮。完州郡葛洞、長水郡南陽里、密陽市校洞以及羅州龜基村德谷遺址等地的舶載鐵器,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傳入的。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時期流入半島的不僅僅有中國大陸的鐵器, 還有鋼鐵技術。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 朝鮮半島開始了鐵器的制作和生產。后來的辰韓鐵器工業發達, “國出鐵, 穢、倭、馬韓并從市之。凡諸貿易, 皆以鐵為貨”[42], 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居民帶來了鋼鐵技術不無關系。

  中韓交流的第三次浪潮, 發生在公元前2世紀末葉, 是伴隨著漢王朝對朝鮮半島北部的經略而形成的。漢武帝元朔元年 (公元前128年) , 在半島北部的穢貊之地設滄???(元朔三年罷) [43]。漢武帝元封三年 (公元前108年) , 在半島北部設置樂浪、臨屯、玄菟、真蕃四郡[44]。此后, 半島北部直接進入漢王朝的政治統治之下, 半島南部同漢王朝的交流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對此, 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都多有記載和反映, 且已有專門討論[45], 此不贅述。

  五 中韓交流的兩條路線

  公元前一千紀后半中韓交流的路線, 根據考古發現并結合文獻記載看, 主要有兩條, 即“遼東—朝鮮半島”陸路和“環黃海之路”水路 (圖一〇) 。

圖一〇 中韓交流路線示意圖

  “遼東—朝鮮半島”陸路, 是指遼東地區和朝鮮半島北部之間的陸上交流路線。遼東地區和朝鮮半島西北部隔鴨綠江相連, 兩地之間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密切的文化聯系, 如公元前一千紀前半以遼寧地區為中心分布的A型“東北系銅劍” (即所謂“遼寧式銅劍”、“琵琶形銅劍”、“曲刃青銅短劍”) , 在朝鮮半島曾發現于平安南道石巖里、江原道春川郡等地[46], 顯示出兩地之間交流的存在。朝鮮半島發現的戰國晚期的明刀錢, 集中分布在半島西北部的大同江流域和鴨綠江左岸地區[47];已知今朝鮮境內發現的戰國晚期的燕系鐵器, 集中分布在其北部的咸鏡北道、慈江道和平安北道等地。它們顯然是通過“遼東—朝鮮半島”陸路傳入的。漢武帝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 漢使涉何前往衛滿朝鮮譙諭朝鮮王右渠, 往返都是經由遼東陸路;元封二年秋, 漢武帝發兵兩路擊朝鮮討伐右渠, 其中一路左將軍荀彘率軍走的也是遼東陸路[48]。漢代日本遣漢使往返于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的交通路線之一, 就是經由遼東郡武次縣至樂浪郡的陸路[49]。很顯然, “遼東—朝鮮半島”陸路無疑是連接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的一條重要通道。

  “環黃海之路”水路, 是指沿黃海近海北上、東進、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線。這條水路主要由蘇魯段、廟島列島段、渤海支線、遼東段、朝鮮半島段以及對馬群島段等構成?!疤K魯段”, 即江蘇和山東地區黃海近海的南北海上交通線, 其實很早就已經開通, 春秋末年吳王夫差曾經由此海路攻打齊國[50]?!皬R島列島段”, 作為連接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水上交通線, 早在史前時期就已存在, 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之間就以廟島列島為通道出現了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移動[51];戰國時期, 山東半島的居民曾沿廟島列島渡海北徙到遼東半島[52];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秋, 漢武帝發水、陸兩路大軍征朝鮮討伐右渠夾擊王險城, 其水路齊軍“從齊浮渤?!弊叩木褪沁@條水路[53]?!安澈VЬ€”, 即環渤海近海 (或跨海) 的海上交通線路。渤海是中國內海, 環渤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有著密切的人員交往和文化聯系, 各地之間的交通聯系, 無疑是既有陸上通道, 更有海上通道?!斑|東段”作為遼東地區黃海近海的海上交通線, 是連接和溝通遼東黃海沿岸地區的重要通道, 也是不言而喻的?!俺r半島段”, 即朝鮮半島西部和南部的黃海近海交通線, 古代一直是一條溝通半島西部之南北和南部之東西的海上交通線, 漢魏之際從地處朝鮮半島西北部的帶方郡前往日本列島的倭地諸國, 主要交通線路就是這條半島西部和南部黃海近海的海上線路[54]。很顯然, “環黃海之路”海上線路無疑是連接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乃至日本列島的另一條重要通道。吳越鑄劍工匠渡韓走的是這條線路;秦末漢初燕趙齊地居民流徙朝鮮半島, 燕地和齊地的鐵器文化和甕棺葬喪葬方式等東傳朝鮮半島, 這條線路也是重要的海上通道。至于從山東半島橫穿黃海到達朝鮮半島西南部的黃海航線, 是遲至5世紀“南朝劉宋開始的”[55]。

  就整個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的交流而言, 毫無疑問是陸上通道和海上通道并存、并舉。但是, 僅就半島南部的韓國來說, “環黃海之路”海上通道可能作用更大, 更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迄今韓國境內有關公元前一千紀后半中韓交流的考古發現, 就其空間分布看, 完州郡上林里位于中西部的沿海地區;舶載鐵器主要集中在北起忠清南道唐津郡素素里、南至全羅北道長水郡南陽里的中西部地區;前期甕棺葬在西南部地區分布尤為密集。韓國西部地區, 恰是史載馬韓的范圍[56]?;蚩烧J為, 三韓之中, 馬韓最早同中國大陸發生了交往和聯系, 是當時中韓交流的前沿地帶和最活躍地區, 尤其是今完州一帶, 更是當時中韓交流的重鎮, 完州上林里銅劍、葛洞墓地和新豐遺址的舶載鐵器等, 即可為證。這顯然與馬韓西臨黃海的地理區位特點有關, 同時也為“環黃海之路”是當時中韓交流的主要通道提供了考古學佐證。當然, 公元前2世紀末葉以后, 地處半島東南部的辰韓和弁韓地區與漢王朝的交流也逐漸興盛起來[57]。

 

  注釋:

  [1][韓]全榮來:《關于完州上林里出土的中國式銅劍--春秋末戰國初中國青銅器文化傳入南韓問題》 (韓文) , 《全北遺跡調查報告》第6集, 全州市立博物館, 1976年, 第3頁。

  [2][3][韓]全榮來著、[日]後藤直譯《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國式銅剣に関して》, 《古文化談叢》第9集, 九州古文化研究會, 1982年, 第69頁。

  [4]王青:《山東發現的幾把東北系青銅短劍及相關問題》, 《考古》2007年第8期。

  [5]白云翔:《從韓國上林里銅劍和日本平原村銅鏡論中國古代青銅工匠的兩次東渡》, 《文物》2015年第8期。

  [6]李伯謙:《中原地區東周銅劍淵源試探》, 《文物》1982年第1期。

  [7]毛波:《吳越系銅劍研究》, 《考古學報》2016年第4期。

  [8][朝]黃基德:《最近あらたに知られた琵琶形銅剣関係の遺物》, 《考古學資料集》第4集, 平壤, 1974年。轉引自[2]。

  [9][韓]李健茂、徐聲勛:《咸平草浦里遺跡》 (韓文) , 國立光州博物館, 1988年, 第33-53頁。

  [10][日]柳田康雄:《甘木市史·上卷·原始》, 1982年。轉引自柳田康雄:《鉛同位體比法による青銅器研究への期待》, 《考古學雑誌》第75卷第4號, 1990年。

  [11][日]馬淵久夫、平尾良光:《福岡県出土青銅器の鉛同位體比》, 《考古學雑誌》第75卷第4號, 1990年。

  [12][韓]李榮勳:《韓半島南部の中國系青銅器》, 《日韓交涉の考古學·彌生時代編》, (日本) 六興出版, 1991年, 第139頁。

  [13]a.[韓]金元龍著、西谷正譯《韓國考古學概說》 (增補改訂) , (日本) 六興出版, 1984年, 第83頁;b.[韓]李健茂:《韓國無文土器の器種と編年》, 《日韓交涉の考古學·彌生時代編》, (日本) 六興出版, 1991年, 第30頁。

  [14]同[13]a, 第102頁。

  [15]靳楓毅:《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 (下) 》, 《考古學報》1983年第1期。

  [16][日]甲元真之:《東北ァジァ出土の石製鋳型》, 《東北ァジァ先史學·考古學論究》, (日本) 慶友社, 2009年, 第179頁。

  [17]高強主編《最新有色金屬金相圖譜大全》第887頁, 中國冶金工業出版社, 2005年。

  [18]《史記》卷四一《越王句踐世家》, 中華書局, 1959年, 第1751頁。

  [19]白云翔:《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研究》, 科學出版社, 2005年。

  [20][韓]李南珪:《韓國初期鉄器文化の形成と発展過程─地域性を中心として》, 《東アジアの古代鉄文化─その起源と伝播》, (日本) たたら研究會, 1993年, 第66-93頁。

  [21]白云翔:《燕地鐵器文化的起源與演進及其擴展》, 《無限悠悠遠古情-佟柱臣先生紀念文集》, 科學出版社, 2014年, 第608頁。

  [22][韓]金想民:《韓半島南部地區鐵器文化的傳入和發展過程-以燕、漢鐵器的傳入年代為中心》, 《2013東亞古代鐵器文化研究學術論壇文集》 (韓文) , 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2013年, 第136頁。

  [23][韓]湖南文化財研究院:《完州葛洞遺跡》 (韓文) , 湖南文化財研究院, 2005年。

  [24][韓]全北大學校博物館:《南陽里發掘調查報告書》 (韓文) , 全北大學校博物館, 2000年。

  [25]關于完州郡葛洞第2、3、4號墓的年代, 發掘者將其分期為第三期, 絕對年代定為公元前1世紀。有日本學者根據出土的銅鏃和陶器等, 將3號墓斷代為公元前3世紀;韓國學者金想民則認為, 完全可以將3號墓出土鐵器的年代“推前至公元前3世紀前半葉”。筆者認為, 根據2號墓和3號墓出土的鑄造鐵鐮刀與燕地鐵器的比較觀察, 其年代應為公元前3世紀末葉至公元前2世紀前半。

  [26][韓]密陽大學校博物館:《密陽校洞遺跡》 (韓文) , 密陽大學校博物館, 2004年。

  [27][韓]全南文化財研究院:《羅州龜基村·德谷遺跡》 (韓文) , 全南文化財研究院, 2016年, 第150-153頁。

  [28]張克思:《山東章丘東平陵城漢代制鐵作坊遺址》, 《2012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文物出版社, 2013年, 第98-101頁。

  [29]a.[韓]金想民:《韓半島西南部地域における鉄器文化の流入と展開様相》, 《2012東亞古代鐵器文化研究學術論壇文集》 (韓文) , 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2012年, 第334頁;b.[韓]禹炳哲:《韓半島東南部地區鐵器文化的性質與擴散狀況》 (韓文) , 《2012東亞古代鐵器文化研究學術論壇文集》, 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2012年, 第360頁。

  [30]《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漢初大亂, 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 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 傳國至孫右渠?!敝腥A書局, 1965年, 第2817頁。

  [31]《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辰韓, 耆老自言秦之亡人, 避苦役, 適韓國, 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嗪魹橥? 有似秦語, 故或名之為秦韓?!钡?819頁。

  [32]白云翔:《戰國秦漢時期甕棺葬研究》, 《考古學報》2001年第3期。

  [33]白云翔:《關于環渤海地區戰國秦漢時期甕棺葬的若干問題》, 《東北亞的甕棺墓·5·中國的甕棺墓》 (中、日、韓文) , 韓國國立羅州文化財研究所, 2010年, 第236頁。

  [34][韓]李承泰:《朝鮮半島橫置甕棺葬的起源》, 《甕棺葬與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驊) 論文摘要集》, 2017年, 第27頁。

  [35][韓]林永珍:《韓國甕棺葬的起源初探》, 《甕棺葬與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驊) 論文摘要集》, 2017年, 第16頁。

  [36]同[13]a, 第123頁。

  [37]韓國國立羅州文化財研究所:《東北亞的甕棺墓》第1-4卷 (韓文) , 韓國國立羅州文化財研究所, 2010年。按:本文關于朝鮮半島甕棺葬的資料及圖片, 除注明者外, 均據該書, 不再一一作注。

  [38][韓]李亨求:《渤海沿岸古代文化與韓國古代文化之關系》, 《環渤??脊艊H學術討論會文集》, 知識出版社, 1996年, 第68-72頁。

  [39]《史記》卷五〇《匈奴列傳》:“燕有賢將秦開, 為質于胡, 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東胡卻千余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筑長城, 自造陽至襄平,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钡?185-2186頁。

  [40]據史書載:公元前332年前后, 齊國曾趁燕國喪亂之際奪取燕國十余城;公元前314年, 齊宣王趁燕國內亂之機派兵伐燕;公元前284年, 燕將樂毅帥聯軍伐齊, 幾乎占領齊國全境;公元前279年, 齊將田單開始了驅燕復齊之戰。參見《戰國策·燕策一》《史記·樂毅列傳》《史記·田單列傳》等。

  [41]《史記》卷一一四《朝鮮列傳》:“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睗h惠帝元年 (公元前194年) 前后, “燕王盧綰反, 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余人, 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 渡浿水, 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 都王險?!?(第2985頁) ?!逗鬂h書·東夷列傳》:“漢初大亂, 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 而燕人衛滿擊破淮而自王朝鮮, 傳國至孫右渠?!?/font>

  [42]《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 第2819頁。

  [43]《漢書》卷六《武帝紀》:元朔元年 (前128年) , “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 為滄????!痹贰叭甏? 罷滄????!狈⒃?“穢貊在辰韓之北, 高句麗沃沮之南, 東窮于大海?!敝腥A書局, 1962年, 第169-171頁。

  [44]《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封三年 (前108年) , “夏, 朝鮮斬其王右渠降, 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蕃郡?!钡?94頁。

  [45]a.白云翔:《漢代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的考古學考察》, 《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b.白云翔:《三韓時代文化遺存中的漢朝文物及其認識》, (韓國) 《東亞文化》第8號, 東亞細亞文化財研究院, 2010年, 第92頁。

  [46]林沄:《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 《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47]靳楓毅:《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 (上) 》, 《考古學報》1982年第4期424頁, 附圖三。

  [48]《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元封二年, 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 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脾王長, 即渡, 馳如塞……其秋, 遣樓船將軍楊仆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并先縱?!钡?986-2987頁。

  [49][日]高倉洋彰:《遣漢使節の道》, 《九州と東アジアの考古學》, 九州大學考古學研究室, 2008年。

  [50]《史記》卷三一《吳太伯世家》:吳王夫差十二年“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钡?473頁。

  [51]a.郭大順、馬沙:《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 《考古學報》1985年第4期;b.[日]岡村秀典:《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史前文化的交流》, 《環渤??脊艊H學術討論會文集》, 知識出版社, 1996年, 第111頁。

  [52]白云翔:《漢代積貝墓研究》, 《劉敦愿先生紀念文集》,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8年, 第417頁。

  [53]《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元封二年 (前109年) , “其秋, 遣樓船將軍楊仆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左將軍破浿水上軍, 乃前, 至城下,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 居城南?!钡?986-2988頁。

  [54]《三國志》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倭人”條載:“從 (帶方) 郡至倭, 循海岸水行, 歷韓國, 乍南乍東, 到其北岸狗邪韓國, 七千余里, 始渡一海, 千余里至對馬國?!敝腥A書局, 1959年, 第854頁。

  [55]牟元珪:《古代山東在中韓關系史上的地位》, 《第三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9年, 第296頁。

  [56]《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 二曰辰韓, 三曰弁辰。馬韓在西……辰韓在東……弁辰在辰韓之南?!钡?818頁。又見《三國志》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 第849-853頁。

  [57]白云翔:《三韓時代文化遺存中的漢朝文物及其認識》, (韓國) 《東亞文化》第8號, 東亞細亞文化財研究院, 2010年, 第92頁。

    (部分圖表略,詳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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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白云翔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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