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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班布日:元朝君臣關系“主奴化”再辨析
2020年01月03日 15:00 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8年第5期 作者:班布日 字號
關鍵詞:元朝;君臣關系;主奴化;辨析

內容摘要:

關鍵詞:元朝;君臣關系;主奴化;辨析

作者簡介: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認為元朝君臣關系因為引入了“漠北舊制”而出現主奴化的情形,大臣自認為是皇帝家奴,對皇帝人身依附嚴重,因此導致諸多嚴重后果。

  當然,史籍中關于蒙古大汗或元朝皇帝對于臣子的絕對權威確有很多記載,比如元朝宰相對皇帝少有封駁之權,元代臣子尤其是宰相被皇帝處死的現象也非常之多。似乎可以論定,元代君臣關系是主奴化的,對于皇帝權威臣子毫無制衡能力,皇權惡性發展。

  然而,如果縱觀中國古代皇權演變的歷史,雖然元朝皇權擴張較之前代確實比較明顯,但其擴張仍是沿著中國政治歷史的趨勢前進,并非突變,也說不上是惡性。元朝君臣關系中存在的“漠北舊制”也并不能簡單視為奴隸制下的主奴依附關系,而是一種貴族式“伴當”關系的延續。這種君臣關系與中原政權的集權制雇傭式君臣關系的并存和互融,導致了元朝特有的皇權政治形態。

  一、蒙古“舊制”中的君臣關系

  要探究大蒙古國時期的君臣關系,應關注《蒙古秘史》中有關君臣之間關系的記載。成吉思汗確實非常注重臣子對于君主的忠誠。在他制定的《大扎撒》中,將成吉思汗本人及其黃金家族定為合法的統治者,并規定了汗統傳承的方式和制度,強調忠于可汗、正主的思想,將之作為最高的道德。在其創業征戰期間也以多種形式多次提出對忠誠的至高要求。不過,這種忠誠并不是單方面的要求,在臣子付出忠誠的同時,君主對其也要予以尊重、信任。

  《蒙古秘史》中,可汗的近臣被稱為“伴當”和“友伴”,這些人便成為日后的“斡脫古·孛斡勒”,也就是皇帝最為信任的“世襲奴隸”,因為“立過值得嘉獎的功績”而有著“[蒙恩的]權利”?!拔用摴拧へ梦永铡迸c其說是奴隸,其實更像是“家人”。這樣的人與主家之間的關系,與親人無異。這樣的“家人”,主人不能隨意責打,更不用說可以隨意處死。

  可見,蒙古“舊制”中的君臣關系是一種貴族式的契約關系,與春秋時代的君臣關系和西方中世紀貴族關系可相比擬。

  蒙古傳統的所謂“主奴”關系,并非人們從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完全性的依附關系,大臣對君主既有服從的義務,也有自己相應的權利。而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之后,為了集權化,對于君臣之間忠誠的要求凸顯,成為一種較為單方面的義務。不過,因為強大的傳統力量和制度慣性,這種集權始終未能達到中原王朝那樣的程度,即使在忽必烈效仿漢法建立元朝之后,所謂“漠北舊制”的貴族式君臣關系仍然影響巨大。

  二、元代君臣關系的演變

  在大蒙古國時期,雖然經過成吉思汗的集權化努力,但“由黃金家族成員的世襲兀魯思組成的國家,就像是個以大汗為家長,以各有家產的親族為成員的父權大家族。這是比較典型的父權封建制”。大蒙古國“雖然形式上權力和帝國歸于一人,即歸于被推舉為汗的人,然而實際上所有的兒子、孫子、叔伯,都分享權力和財富”。對于國家重大事務,如選立新汗、懲處宗親顯貴,都必須由宗王、勛戚、重臣們召開“庫里勒臺”共議決定,“如果任何人由于驕傲,自行其事,想要當皇帝,而不經過諸王的推選,他就要被處死,決不寬恕”。

  大蒙古國向元朝的演進過程,也是貴族式君臣關系向集權制雇傭式君臣關系演變的過程。元世祖忽必烈得以即位,主要是依靠大蒙古國的東道宗王,也就是成吉思汗四個弟弟家族的支持。而在建立元朝后,忽必烈對東道宗王大力抑制。在打擊宗王的同時,忽必烈將“庫里勒臺”選汗制度改為立儲制度,在制度上終結了包括宗王在內的臣子對皇位繼承的發言權。

  而在官員的任命上,雖然忽必烈不得不堅持中書丞相由四大怯薛家族擔任,但另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這樣的媵臣出身的官僚執掌大權。這雖然是為了提高理財的效率,但同時也有著藉此奪“中書、勛舊之權”的用心。

  當然,忽必烈的舉措雖然試圖將貴族式君臣關系向集權制雇傭式君臣關系轉變,但畢竟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而其統治的卻是包括中原、內地在內的廣大區域以及眾多民族,皇室完全放棄舊有關系而采用雇傭式君臣關系,會讓皇室勢單力孤,有很大的不安全性。在推進中央集權制的同時,也不得不考慮蒙古的傳統。對于國家大政,皇室自可排斥對皇位有威脅的宗王,但必須重用以“斡脫古·孛斡勒”為代表的勛戚。因為他們具有傳統的羈絆,而這種羈絆,又正好與集權雇傭式君臣關系相抵牾。

  三、從元代宮廷與政府組織看元代君臣關系

  元代官員首重“跟腳”,也就是出身。而中書宰輔,更是“大根腳”方能出任。所謂“大根腳”便是“斡脫古·孛斡勒”,代表是成吉思汗時期所定的“四大怯薛長”家族,他們幾乎壟斷了中書丞相的職位。

  “斡脫古·孛斡勒”對于皇室而言,并非毫無權利、予取予求的奴仆,大蒙古國建立之前,便已經確立了主仆之間類似家人的羈絆關系,這種關系建立在臣對君忠誠,而君對臣信任尊重的基礎之上。有元一代,相權頗重,君相關系一直比較明顯地體現著“委任責成”的特點,便是以此為基礎的。

  皇權與相權之間本是合作共存的關系,皇權須借助相權實現對國家的有效統治,相權為皇權服務,并被賦予管理國家政務的權力。元代實行特殊的怯薛入仕乃至入相制度,因為怯薛身為皇帝近侍,出身又都是功臣勛貴子弟,尤其能入相者更是“斡脫古·孛斡勒”,也屬于皇帝私人,因此,元代出現了內外朝一體、內外朝之爭消弭于無形的情況,避免了皇權與相權之爭導致的政治動蕩。

  至于以怯薛入相,宰相再無封駁之權,只能無條件尊行皇帝意志,這被視為君臣主奴化的特征,乃至于將廷杖制度也歸結于元朝,這種看法也有所偏頗??v觀有元一代,宰相以外朝首腦的身份公然封駁皇帝圣旨的情形確實沒有出現,但是因為“內外一體”,皇帝的意志往往在形成圣旨之前,便已經被宰相所抵制。

  元代對于大臣的處置,往往有“杖”刑,亦即杖責。元代的杖刑是“寬刑”“輕刑”的表現,對于原本應死刑的罪責,用杖責來頂替。

  杖責作為一種彰顯皇權的“法外之刑”,從東漢明帝劉莊“政事嚴峻,故卿皆鞭杖”開始,歷朝歷代均不能免,這是皇權的特性所決定的。元代的情形并沒有多么嚴重,而且并未形成制度,只是個別時期的個別情況。這與明代實行的嚴格而廣泛的廷杖制度是不一樣的。認為明代廷杖是學習元朝的說法,其實并沒有實際證據。

  結語

  元朝的皇權,相對于前朝確實有所加強;君臣之間的制衡,相對于宋朝也確實有所減弱。不過,這是中國皇權政治發展的結果,元朝只是承接這一結果,而非造成這一結果。所以,參看蒙古早期家主與家人之間的關系,將元朝君臣關系視為主奴化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大蒙古國時期的貴族式君臣關系與中原雇傭式君臣關系經歷了抵牾、融合和適應的過程。在元朝逐漸儒化的過程中,曾經的貴族式君臣關系與中原雇傭式君臣關系日趨合流。

  元代中后期,臣子對于君主的忠誠,逐漸從貴族式的情感忠誠轉變為儒化的、被賦予高度使命感的絕對化忠誠;未能接受儒化的蒙古勛戚,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感羈絆的淡化,忠誠隨之減弱,而接受儒化者,則更為堅貞。

  因此,將中國在明清時專制主義皇權極大提高的原因歸結于元朝,不僅忽視了中國皇權政治的發展軌跡,也忽視了貴族式君臣關系與雇傭式君臣關系的不同,將皇權共性特征視為元朝皇權的獨特性特征,是值得商榷和探討的。

  (作者單位: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秲让晒派鐣茖W(漢文版)》2018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李中平/摘)

 

作者簡介

姓名:班布日 工作單位: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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