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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
2020年08月08日 07: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京)2019年第10期 作者:楊光斌 字號
關鍵詞:執政學;民主話語體系

內容摘要:作為專注于共同體善業的政治學是時代性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政治學。在政治學說史中,總是有各種冠以“新政治學”、“新政治學科”之說,其實就是為了回答時代性的重大政治社會問題。

關鍵詞:執政學;民主話語體系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作為專注于共同體善業的政治學是時代性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政治學。在政治學說史中,總是有各種冠以“新政治學”、“新政治學科”之說,其實就是為了回答時代性的重大政治社會問題。如何回應時代性問題?政治學又有觀念學的特性,無論是政治實踐者還是著書立說者,都不是“自然人”,腦海中都已經形成特定的觀念,因此,時代性政治學總是免不了觀念之爭乃至政治理論爭論。但是,時代性和觀念性的政治學,說到底是為了解決“在地性”問題。這其實是政治學的“主體性”身份,這就離不開本國本地的社會條件而形成政策方案或者建構政治理論,這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政治學一以貫之的傳統,偏離這一傳統而招致的政治災難在世界政治史上不勝枚舉。因此,政治學首先是“本國中心主義”立場的治國理政學說。這一立場意味著地方性經驗不僅可以產生地方性知識,還應該產生基于地方經驗的政治學方法論。這是政治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改革開放中建立起來的中國政治學學科,40年來,其學科建制和研究主題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特征。剛剛恢復的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學,可謂“政治體制改革學”,目標是現代化和民主,關鍵詞是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和廢除終身制等,這一時期大量的現代化研究被介紹到國內。到了90年代,政治學開始走向學科建制化,并發生了分野,其中一個方向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為基礎的政治哲學研究,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被系統地譯介到國內;另一個方向是研究轉型,從宏大問題關懷轉向基層政治調研,形成了堪稱學派性質的“華中學派”。到了21世紀頭10年,政治學研究的主題是黨內民主、協商民主等民主形式;黨的十八大之后,研究的重點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對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歷程,已經有系統的梳理和研究,本文不再贅述。①

  本文重點要闡述的是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方向問題。作為改革開放事業組成部分的政治學,在文明互鑒中經歷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爭而依然能夠堅守陣地并逐步發展壯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作為學科的政治學雖然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但其研究對象并不局限于時代性問題,并因其扎根于中國歷史和中國大地之上,享有無與倫比的知識資源和智慧源泉,進而為形成“以中國為方法”②的中國政治學提供了可能。

  一、在文明互鑒中成長的政治學:建構民主話語體系

  改革開放不但是管理體制上的學習創新,還意味著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鑒。改革開放之前的很長時期內,由于只有政治意識形態而無經驗性社會科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理論隨著開放政策蜂擁而至。在政治學理論方面,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傳播的主要是現代化理論,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被大量譯介到國內,21世紀流行的則是基于民主理論的治理理論。西方理論在中國政治學的流行總是晚10年左右。在西方政治學理論脈絡中,流行于20世紀50-70年代的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研究,是國家建設理論體系,即發達國家的國家建設模式和后發國家如何建設的問題。到了80年代,政治發展理論開始衰落并讓位于民主化理論,其實這是對國家建設理論的簡單化,即把民主化視為國家建設的全部。到了90年代,伴隨著民主化研究的推進,強調個體權利的治理理論又開始流行??梢哉J為,民主理論和治理理論依然是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延伸。

  這些一波又一波概念新鮮的理論,在一定時間內曾使國人應接不暇,真偽莫辨。尤其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經歷了長期空檔,中國人對大行其道的政治發展理論、民主理論等,多是編譯和傳播,少有自主性研究。但到了21世紀,接受過系統社會科學訓練的中國學人,面對新概念新理論,開始有能力與之對話,并在批判性研究中建立起與民主理論相關的自主性話語體系。這主要體現在對民主、治理、合法性等民主理論“家族概念”的反思與建構上。民主家族概念的流行事實上變成了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評價標準,因此有無自主性概念茲事體大。

  民主理論。民主是中國人的百年追求,10年“文革”的教訓更讓中國人體會到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我們要什么樣的民主、如何建設民主、民主的社會條件是什么,在這些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上,當時的中國政治學并沒有答案。中國人的這種追求碰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蘇聯在民主化浪潮中翻船,“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自由主義民主被視為人類最終、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如果說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作翻譯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90年代則以譯介新自由主義作品為主,很多學人的民主觀深受其影響乃至被重新塑造。具體而言,自由主義民主的奠基者熊彼特、羅伯特·達爾和薩托利的民主作品被系統翻譯出來,中國學人也毫不吝嗇地引用和運用他們的觀點。根據中國知網學術期刊數據庫的統計,1990-2015年,引用熊彼特觀點的論文有8305篇(其中包括經濟學的引用),引用羅伯特·達爾的論文1279篇,引用薩托利的3104篇。③引用他們當然主要是為了研究民主問題。同一時期,以論文主題計算,“民主化”13312篇,“公民社會”5900篇,“自由民主”1960篇,“選舉民主”1195篇,“民主轉型”567篇,“民主鞏固”151篇。④由此可見這些作者在中國政治學界的影響力和指向自由主義民主的民主化研究的熱度。

  什么是自由主義民主呢?簡單地說,熊彼特將人民民主置換為“選舉式民主”,民主從此從人民主權的實質民主變成以選舉為中心的程序民主。沿著“熊彼特民主”命題,薩托利根據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在語義學上縝密論證了選舉式民主,認為有競爭性選舉才是民主,否則就不是民主;達爾則主要圍繞自由和選舉兩大要素,提出自由主義民主的7大標準。幾代民主理論家完成了民主等于選舉、選舉就是民主的“選舉式民主”的理論建構。在此基礎上,諸如“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組織,干脆以個人自由和競爭性選舉兩個標準建立起衡量國家好壞的“自由之家指數”。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人還能在哲學上對資產階級民主持批判性思考,但是當資產階級民主被改造為自由主義民主后,國人幾乎全無招架之力。以“選舉式民主”為尺度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在中國迅速成為顯學,傳統的實質民主觀轉變為唯一的程序民主觀,并成為一種價值評判標準,乃至道德標準。在這種泛道德化的政治語境下,對“選舉式民主”作學理上的批判性分析尚且困難,更別說反對“選舉式民主”的制度性主張。但是,隨著一批學者在90年代中后期以來從美國留學歸來,這一局面逐漸改觀。因為他們深知民主在西方國家成長中的地位和角色,也了解民主在比較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大約從21世紀開始,政治學界從批判“選舉式民主”出發,推動了民主觀的又一次轉型,即從程序民主到實質民主、從選舉式民主到“治理民主”的轉變。

  進入21世紀,陸續有了深入反思和批判“選舉式民主”的學者,其中針對“民主迷信”的批判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之舉。有學者指出,民主制是社會條件的產物,是階級政治、利益集團政治的制度安排,而中國政治從一開始就是以“正”為導向的賢能政治,并以新加坡政體為藍本,提出“咨詢型法制”。⑤“民主迷信”之說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這在普遍相信“民主萬能”的時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是遮不住的。俄羅斯轉型的不堪后果,促使海外中國學者全面系統地重新認識西方民主,并在系統地介紹西方民主歷史中反思和批判西式民主,⑥尖銳地指出“選舉式民主”其實就是“選主”政治,⑦從而全面提升了中國人關于西式民主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關于自由主義民主更深層的認識是,大眾民主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民主具有社會主義屬性,⑧西式民主理論是以自由主義框定民主,達到“去社會主義化”的目的。⑨更重要的是,對于轉型國家而言,一定要認識到,即使接受西式民主,社會條件也比民主形式更重要。為此,有學者提出“民主的同質化條件”——國家認同、信仰信念和社會平等,沒有這些社會條件,民主失效是常態,有效民主是非常態。⑩這種基于對正在發生的世界政治現實的認知,產生了相應的政治影響,有助于增強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論自信。就民主模式而言,基于民主的社會條件,有研究提出了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之分,其中實踐模式(如競爭性選舉或者協商民主)只有與特定的價值模式(如自由主義或者其他文明體系)相適應,才是有效的。(11)價值模式—實踐模式概念與“民主的同質化條件”一道,在實踐上回答了西式民主普遍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理論上與西方籠統的“民主模式”之說做了區隔,(12)西方的民主模式意味著世界上只有一種實踐模式(黨爭民主)可行。

  談民主不能不涉及政體理論,因為民主本身是政體維度上的。有學者指出,西方之長在于“政體思維”即政體決定論,而中國之長在于“政道思維”即如何治理國家,“道”為本,“體”為用。(13)這種區分有其道理,但基本上還是對西方政體理論的肯定。政體理論是西方政治學的主軸,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從政治哲學上研究西方政體理論,聚焦于個人的政體思想研究,基本上是書摘式述評,難有重大突破。近年來,國內年輕學者從政治學方法論的譜系出發,發現二元對立的政體觀只是冷戰時期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產物,古典政治學、行為主義之后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制度主義,都是連續性光譜上的近似值政體觀,而非冷戰政治學的二元對立政體觀。(14)這種研究有助于走出流行的二元對立政體觀之迷思。

  破是為了立。這是中國政治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的困難所在,做到了“破”才能“立”。比較而言,西方社會科學就是一個“立”的過程。那么,怎么“立”的呢?

  不得不說,中國政治學的“立”也得益于西方政治學的量化方法論訓練。西式民主觀就是程序民主,是把民主等于選舉的二元對立思維,那么中國人的民主觀到底是什么樣的呢?臺灣大學朱云漢教授負責的亞洲民主觀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項目,為中國人的民主觀提供了被學術界廣泛應用的數據。據此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固然想要民主,但中國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實際上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民主,中國老百姓更多是用“民主”這個詞來表達“民生”訴求或者形容他們的理想;人民是以多元化標準在評價政府,而這種評價并非簡單的選舉就可以滿足。(15)亞洲民主觀動態調查2015年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抽樣調查結果,恰好佐證了中國人的民主觀是一種在復合型基礎之上,以治理為主要訴求的民主觀。

  基于中國人以治理為主要訴求的民主觀,有學者提出了區別于西式代議制民主的中國代表型民主。(16)代議制民主偏重民主的形式與程序,代表型民主則側重于實質民主,諸如政府是否有代表性、政策是否反映了人民的訴求、政治制度是否產生諸如社會正義、良治、福利、“民享”等實質效果?具體到中國的代表型民主,代表的對象是人民(代表誰),由各級干部去代表人民(誰代表)以實現各種實質的長遠性利益(為何而代表),以群眾路線的方式去實現民眾的利益(如何代表)?!叭罕娐肪€”還被稱為一種“逆向參與”。政治參與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指向政府決策的活動,但參與者的力量分布是不均衡的,弱勢群體無力通過政治參與實現自己的利益,“逆向參與”則彌補了這一制度安排上的不足。代表型民主之說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學理論表達,把人民民主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代表型民主理論需要進一步重視人民的政治參與感。

  但凡民主,必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這是一種政治權利的實現;但是政體維度上的民主必然離不開“國家”即政府的作用,這是一種官民互動的過程。這是理論常識,也是生活常識。但是,西式民主只講個人和集團的權利而不講國家的作用,完全有違政治常識?;诖?,有學者提出相對于不能有效治理的黨爭民主模式的“可治理民主”——由“政治參與—自主性國家—有效治理(責任政治)”所構成。政治參與形式多樣,力量不均,需要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去選擇性回應參與訴求并主動汲取民意,在官民互動中最終達成一種負責任的有效治理。(17)其中,官民互動的主要方式是基于協商而達成的共識,堪稱“協商共識型民主”,它體現在各個層次的政治決策過程之中。(18)作為一種實踐模式的協商民主是中國的獨特優勢,所以如此,是因為協商政治根植于民本思想中,中國民主的價值模式可謂“民本主義民主”。(19)

  如果說西式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分別是自由主義民主和黨爭民主,那么中國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則分別是民本主義民主和協商共識型民主。自“審議民主”在中國落地為“協商民主”之后,關于協商民主理論和協商民主實踐的研究,成果斐然。有代表性研究發現,協商政治是中國固有的政治傳統,因此在大眾民主時代協商政治很容易轉化為協商民主,何況中國有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政治建制。(20)更有學者以實驗主義的方式,用試點方法觀察協商民主在中國基層政治中的運作實踐。(21)在中國政治中,通過協商而達成的政治共識,是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政治行為模式,在新時代被賦予更豐富的內涵,致力于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協商民主。應該說,“協商民主”之花開在西方政治學,“協商民主”之果結在中國政治學,這是因為中國政治中固有的協商傳統和政治建制中固有的協商機制,才使得這個民主理論和民主形式在中國政治中受到廣泛的擁抱。

  面對強勢的西式民主話語,有了社會科學訓練的中國政治學人,漸具對話能力,并在對話中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民主話語體系。但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治學尚未出品學術體系完備、邏輯論證縝密的“巨著”,這也是留給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空間。

  治理理論。在過去40年中,國際社會科學中的兩大關鍵詞是民主和治理。治理理論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浪潮和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副產品。如果說政治民主是為了加強個人權利而去政府化,經濟自由則是通過強調私有化和市場化而去國家化,那么,治理理論則是通過增強個人權利以削弱政府作用的制度化安排,從而構成自由主義政治思潮的“三駕馬車”: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治理社會化。

  治理理論來自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銀行專家對于南撒哈拉沙漠國家的政策設計。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出現普遍性的國家失敗,根源在于無能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強非政府組織、各種社會組織乃至個人的作用。世界銀行甚至還以“投資人民”(Investing in People)為主題,強調個人和社會的替代性作用。伴隨著1990年作為新自由主義宣言的“華盛頓共識”的節拍,強調社會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論迅速在全世界流行開來,“無政府的治理”(22)成為治理主義者的信仰,認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實現公正透明,才會有政治合法性。

  客觀地說,民眾對于政府存有意見是普遍現象。因此主張去政府化而鼓吹個體的作用,是一種民粹主義情結,而治理理論無疑迎合了這種民粹主義訴求。問題是,在很多非西方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國家—社會關系屬于“普力奪社會”(23)或“強社會中的弱國家”,(24)國家被嵌入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之中而難得自主性。在此情境下,再主張進一步去國家化而強化社會的權力(權利),這樣的國家—社會關系不是更惡化了嗎?對此,曾經大力鼓吹治理理論的福山有過深刻反省。(25)要知道,“組織起來”依然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國家建設的優先議程。

  這是比較政治發展研究給我們的基本知識。人們的認知能力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缺乏比較政治學基本知識的前提下,各種與發展中國家國情南轅北轍的概念、理論的流行在所難免,甚至變成某種“道德”標準?,F在,人們終于看到,主張社會權利的治理理論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比如南撒哈拉沙漠國家并沒有因為出產了治理理論而變得“善治”,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沒有因此得以提升。為什么呢?除了它們尚未真正完成“國家建設”的任務——“把國家組織起來”,還因為被賦予治理使命的社會組織也遠非治理理論所依賴的“公民社會”。(26)因“民情”不一樣,統統被稱為“公民社會”的社會組織,在美國其實已經演變為利益集團社會,在南美則為“普力奪社會”,印度乃為“種姓社會”,非洲是“強社會”。雖然名稱各異,但共同點都是不平等,而公民社會理論的假設是社會平等基礎上具有公共精神的參與。(27)

  在與治理理論這種強勢話語的對話中,中國政治學人逐漸建立起具有“中國性”的治理理論——國家治理理論。顯然,“國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論”的不同在于“國家”的角色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命題,得到各界的熱烈呼應。無疑,這種社會科學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學術研究積累為基礎的。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治理理論流行,但很多學者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國家治理”一詞。這是因為,中國人是天然的國家治理主義者。(28)

  因此,當西方的治理理論大行其道時,主張“國家治理”的研究也影響日隆。有學者提出了作為研究范式的“國家治理范式”,認為國家治理包括政治價值、政治認同、公共政策、社會治理等幾個方面。(29)當“國家治理現代化”成為官方術語之后,國家治理與西方治理理論被明確區分開來,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治理,本質上既是政治統治之‘治’與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機結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與‘理’的有機結合。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話語體系中,‘治理’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統治與政治管理的有機結合”,并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避免兩種認識上的偏差:簡單運用西方“治理”概念來套解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簡單認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當代政治理論和管理理論的專利。(30)

  應該說,作為官方政治表述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點:第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是國家或政府主導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制度層次上,國家治理體系包括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和社會治理。應該說,社會治理的提法是對治理理論的揚棄,從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在治理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包括政治治理、經濟治理、文化治理、軍事治理和生態治理。無論是在制度層次上還是在治理領域上,治理主體都是國家或者政府,必然包括統治和管理,但并不排斥社會的作用。治理主體的確立,根本性地與西方治理理論作了區分,但適當吸收其有益成果,比如社會治理之說。正如有學者總結,“國家治理概念強調了轉型社會國家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要性,同時也考慮到了治理理念所強調的社會訴求,是一個更為均衡和客觀的理論視角?!?31)有學者在梳理國內外治理文獻后總結到,治理“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徑、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與途徑,不是指市場化、私有化,不是指‘無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32)西方的治理理論只是新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宣示,是“空洞的能指”,在實踐中不解決任何問題。

  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國家治理能力問題。同樣的制度為什么治理績效有著天壤之別?關鍵在于治理能力的不同。政治學理論關于統治能力、治理能力的討論并不少見,但主要視其為政治現象而少有上升為能夠用來分析政治現象的政治理論。傳統的國家能力理論包括合法化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等,但分析解釋力有限。合法化能力可謂無所不包,不具分析性;而財政汲取能力則太過具體,何況汲取能力強的國家并非必然加強合法性,有時甚至相反,這是歷史的經驗。與此不同,中國學者把國家治理能力當作一種研究范式,與以政體為范式的西方政治學傳統形成鮮明區別。具體而言,國家治理首先要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其中社會由普通民眾、知識階層和企業階層構成,“體制吸納力”對于不同的階層具有不同的內涵;其次,國家治理是關于制度之間、部門之間的協調與整合,國家治理能力因此體現為“制度整合力”;最后,國家治理事關政策制定和有效執行問題,國家治理能力事實上就是“政策執行力”。由“體制吸納力—制度整合力—政策執行力”所構成的國家治理能力,事實上成為一種分析性概念,用以比較分析不同國家的不同層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績效,這是一種系統化但又非對稱性的、非意識形態化的分析性理論,對于針對性地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33)

  第三,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回答了如何保障國家治理能力這個核心和根本問題。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政治特征,不但有地域差異、民族差異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多元性,還有多等級的制度所構成的層次性,多元性和層次性構成了權力的非對稱性。在多元性、多層次性和非對稱性的制度體系中,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是非常困難之事,但民主集中制政體確保了制度的協調性和整合性。對此,中國學者將民主集中制政體上升到與代議制政體同等高度的政治學理論上去討論。(34)

  合法性概念。有了自主性的民主理論和治理理論,才有可能對泛濫的合法性危機之說予以正本清源。由于一度流行的評判中國政治的價值標準來自西式民主理論和治理理論,結果中國這個人口規模最大、治理成效最好的發展中國家,被認為存在“合法性危機”。有學者統計,在2008-2013年間關于中國政治合法性的120多篇論文中,中國大陸學者多數認為中國政治有合法性危機,相反國外學者則不認為中國有合法性危機或者說認為合法性問題沒有那么嚴重。原因在于,中國學者一邊倒地引用西方政治哲學的合法性概念來分析中國;而國外學者則往往用中國傳統哲學看待中國。(35)考慮到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轉折點,西方國家因金融危機而加速了地位下滑,中國則以舉辦奧運會為標志加快了上升步伐,這種反差性研究更不可思議。如此違反常識的政治認知,必然是據以評價的標準出了問題。

  有學者總結了戰后西方美國民主理論的“三部曲”:首先是熊彼特將人民主權改造為選舉式民主,其次是羅伯特·達爾等人將選舉式民主框定在自由主義范疇內以形成多元主義民主或者自由主義民主,再次是李普塞特改造了合法性概念。在馬克斯·韋伯那里,合法性政治是指政府組成的合法律性和事實上的有效性;在“熊彼特式民主”的基礎上,李普塞特將合法律性置換為競爭性選舉,合法性政治等于競爭性選舉加有效性。(36)從此,“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便成為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金科玉律。在程序民主觀大行其道的年代,很多人據此判斷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才把如此良治國家視為存在合法性危機的國家;而那些治理無效乃至失敗的國家,因為有競爭性選舉就不存在合法性危機。

  基于此,有學者在歷史社會學脈絡上“重述”了合法性概念。自被改造的合法性概念誕生以來,競爭性選舉并不能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甚至是政治動蕩和國家失敗的根源。為此,亨廷頓提出具有統治能力的政府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代議制民主并不能解決有效統治問題。羅爾斯則從社會條件出發,提出西方政治和非西方政治完全不同的合法性標準。在西方政治學的整全性知識脈絡中,合法性是一個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義性的概念體系。這樣的合法性標準意味著,中國政治并不存在所謂的合法性危機。(37)這一研究產生了相應的政治影響,當然也會在輿論界引發較大的爭論,因為這與習以為常的合法性概念完全不一樣。(38)

  因為對于合法性政治的標準不清楚,很多時候人們容易把社會矛盾視為合法性危機的象征。針對現實中流行的“崩潰論”、“轉型陷阱”、“合法性危機”等觀念,有學者指出,這屬于“轉型危機”而不是合法性危機。所謂“轉型危機”,“在經濟—社會轉型中由于各種利益沖突和治理能力滯后所產生的危機,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結構性轉型的必然現象”。(39)在這個意義上,“轉型危機”其實是國家治理和社會轉型中的普遍想象。

  觀念會產生政策,錯誤的觀念必然導致錯誤的政策。對于國家治理而言,因沒有自主性觀念而犯下顛覆性戰略性錯誤,在歷史上并不鮮見。在觀念交鋒與文明互鑒中,中國政治學在涉及國家的一些關鍵詞上進行了護衛性建構,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學話語體系,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在政治學最根本問題的研究上,諸如中國的國家建設,中國政治學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這當然歸因于中國政治學置身于中國大陸這片沃土。

作者簡介

姓名:楊光斌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職稱: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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