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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話語分析的類型、過程與層級 對建構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啟示
2020年07月02日 13:34 來源:《探索》2020年第3期 作者:郭忠華 許楠 字號

內容摘要:話語分析方法在西方學術界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已形成明確的理論范式。在中國政治學界,話語分析方法還有待重視和加強?;谠捳Z發生的空間、時間和層級線索,可以將話語分析劃分為三種進路:話語類型、話語過程和話語層級。話語類型體現了政治權力性和知識專業性程度所導致的類型分殊,話語過程體現了話題選擇、話語輪次、話語方式對話語所形成的影響,話語層級則反映了話語文本、文本流轉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對話語的影響。三種分析進路既體現了不同的分析旨趣,也存在著內在關聯。權力、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是影響話語體系建構的核心變量。因此,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話語體系、加強國際學術話語權建設雖已成為政治學界的共識,但需要以理解話語分析原理作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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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要:話語分析方法在西方學術界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已形成明確的理論范式。在中國政治學界,話語分析方法還有待重視和加強?;谠捳Z發生的空間、時間和層級線索,可以將話語分析劃分為三種進路:話語類型、話語過程和話語層級。話語類型體現了政治權力性和知識專業性程度所導致的類型分殊,話語過程體現了話題選擇、話語輪次、話語方式對話語所形成的影響,話語層級則反映了話語文本、文本流轉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對話語的影響。三種分析進路既體現了不同的分析旨趣,也存在著內在關聯。權力、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是影響話語體系建構的核心變量。因此,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話語體系、加強國際學術話語權建設雖已成為政治學界的共識,但需要以理解話語分析原理作為前提。

  作者:郭忠華(1969—),男,博士,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許楠(1994—),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如何建構基于中國國情的學術話語體系、增強國際學術話語權問題也日益為學術界所感知。這一意識隨著2016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召開而得到加強。習近平指出:“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贝撕?,“學術話語”相關問題成為學術界的重要研究議題,出現了較多的總體性或者學科性的反思成果和建構嘗試。

  當下有關中國學術話語的研究成果盡管不少,但大部分停留在本土學術話語的反思和建構上,有關學術話語的基礎理論研究屈指可數。從某種意義而言,如果對學術話語的原理性知識缺乏理解,有關本土話語體系的反思和建構也就失去了深厚的理論根基?;谶@一認識,本文以政治學作為基本學科依托,就話語分析的興起和策略等問題展開探討,以期為本土話語體系建構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出于加強本土話語建構和增強國際話語權的目的,本文希望引入話語分析方法來提升本土話語體系建構和國際話語權建設的自覺性。同時,本文不是對特定思想家或特定流派觀點的簡單綜述,而是在綜合并審視各家之長的基礎上,從“話語類型”“話語過程”和“話語層次”三個相互關聯的角度闡明話語分析的主要策略。之所以選擇這三個維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代表了話語表達的最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對西方話語分析理論的綜合。

  1 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話語分析”

  與政治學科中的很多研究方法類似,“話語分析”方法也是近年來從其他學科延伸到政治學領域的。從興起的背景來看,“話語分析”具有深厚的理論根基:韋伯的詮釋社會科學思想,葛蘭西、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海德格爾有關語言與存在的論述,以米德、溫奇等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以索緒爾、雅各布森等為代表的結構語言學,以及以???、德里達等為代表的后結構主義理論傳統等,都與“話語分析”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0世紀中晚期,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等高校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話語”研究的學者,他們從“話語”的角度分析社會問題,并廣泛地從上述理論傳統中吸取營養,致力于建構起系統化的“話語社會理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話語分析開始成為一種研究方法?!霸捳Z分析”最先興起于語言學領域,但隨即與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結合,這一研究方法也擴展至其他學科,成為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研究方法。

  “話語分析”方法在其發展過程中主要整合了兩大流派的優勢:一是以對文本和談話結構分析為基礎的“語義語言學”,它側重于文本生產和文本解釋過程,以辛克萊、庫爾薩德等人作為代表,這一流派受索緒爾等人的結構語言學影響較為明顯;二是以對文本的功能分析為基礎的“批判話語分析”,它側重于分析話語所發揮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以葛蘭西、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作為代表,這一流派受批判社會理論的影響較為明顯。在綜合這兩大流派優勢的基礎上,費爾克拉夫、迪杰克等人系統地建立起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話語分析”框架。

  具體而言,“話語分析”主要建立在這幾個原則基礎上:第一,話語是社會世界的“意義”表達,反映了社會世界的價值、信仰、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等事實;第二,秉承前一點,既然話語是社會世界的現實體現,因此可以通過分析話語來理解社會世界;第三,話語與社會世界之間是一種“辯證”關系,即話語的形成受社會結構的影響和限制,同時,話語又是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的建構者;第四,政治因素在話語分析中居于首要地位,即話語的形成、結構和變遷等問題反映了相應的政治問題。例如,話語的爭奪體現了政治對立面之間的斗爭,新話語體系的建立則反映了新政治意識形態的興起等。當然,這些僅是話語分析的原則性立場,每一種原則下面都蘊含著更加精致的理論解釋。當前,話語分析盡管在西方學術界已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潮流,但由于研究立場的差異,不同學者在話語結構分析、話語過程分析、話語功能分析等方面通常各有側重,從而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將話語分析延伸至政治學領域,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這一點反映在晚近出版的有關話語分析的主要工具書中。例如,在賈沃斯基和庫泊蘭德編輯的《話語讀本》中,以及在威靈編輯的《應用話語分析》等工具書中,其章節的撰寫者盡管不乏一流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文化研究者,但重點討論的主要是如何將話語應用于廣泛的社會過程分析,很少有人聚焦于政治學主題的研究。在將話語分析延伸至政治學研究方面,霍華茲、諾維爾、斯塔夫拉卡基斯以及迪杰克等人進行了開創性嘗試。前三者不僅在埃塞克斯大學建立起“意識形態與話語分析”研究生項目,指導研究生從話語角度進行比較政治分析,而且還出版了相關著作。這些著作不僅建立起明確的話語分析范式,而且還應用于解釋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和北愛爾蘭的政治事件。迪杰克也出版了大量話語分析著作,從話語分析的角度對“權力”“控制”“種族”“意識形態”等政治學主題做出解釋。

  在中國社會科學界,話語分析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還很少被關注。在政治學領域,盡管可能已出現有關政治話語研究的成果,但話語分析顯然還沒有成為一種明確的方法。近年來,隨著方維規、孫江等學者回國任教,他們倡導的“概念史”研究在我國漸成氣候,不僅出版了《亞洲概念史研究》集刊,而且還出版了數部概念史研究的作品。但是,概念史研究并不等同于話語研究。盡管概念史研究所選擇的大多是政治概念,但它們主要關注單個概念或者以單個概念為基礎的概念家族。也就是說,概念史研究以“概念”為核心,基于歷史沉淀于概念的認識,研究者力圖通過概念來透視背后的社會史和政治史。概念盡管是“話語”的構成要素,但后者表現出諸多差異。首先,在分析資料上,話語分析主要以“文本”和“對話”為基礎,而非特定的概念。比如,庫爾薩德以課堂中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對話為基礎,通過分析話題啟動、話題轉換、話語語氣、話語輪次等環節來透視兩者間的權力關系。其次,在研究重點上,概念史側重于對概念語義的研究,即通過理解概念在上下文中的涵義來理解“歷史”。話語分析盡管也研究話語文本,但更側重于通過理解文本的生產、分配、消費等來理解“權力”關系。最后,在研究進路上,概念史研究主要建立在文本的基礎上,側重于對文本的占有和詮釋,話語分析則有諸多不同的進路。研究者可以從話語類型、話語過程和話語層級等不同角度進行話語分析。當然,概念史與話語分析也存在密切的聯系。比如,概念是構成話語的基本要素,概念分析構成了話語分析的某些環節;兩者都沒有把概念或文本作為研究目的,而是希望借助它們來揭示背后的邏輯。

  2 話語類型與話語分析

  在具體探討話語分析的主要策略之前,還有必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即“什么是話語”的問題。由于概念史研究在我國已形成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們從比較的角度來闡明話語及其與概念的差別。按照德國哲學家石里克的觀點:“概念只是一種假想物,旨在為達到認識的目的使確切地標示對象成為可能。概念可能類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人們得以明確地標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經緯線?!边@可以簡單地歸納為:概念是人們出于認識目的而創造出來的用于標示對象的符號。比較而言,話語則主要體現為一種“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使用”。不論是口頭語言還是書面語言都不可避免涉及概念,概念構成話語表達的基礎。但必須注意到,沒有哪一個行動者會專門出于話語表達的目的而進行話語表達,任何話語都傳遞了對象的“意義”,反映了承載該社會的價值原則。即使是同一個話語對象,由于意義世界不同,所形成的話語體系也存在差異。在這一方面,拉克勞和墨菲曾經有過精彩的論述。

  由此可以明確,概念是標示事物的符號,話語則是標示意義世界的判斷。話語由概念、文本、判斷及價值原則構成。建構基于中國國情的話語體系就是要完整、真實地表達符合中國國情的意義世界,而不是被外來話語體系所扭曲。部分概念(主要是建構性概念和實質性概念)盡管也具有表達意義世界的功能,但相對于話語而言,它們在這方面的功能要弱得多。在明確了話語的基本涵義之后,需要進一步討論話語分析的策略。在此,首先討論話語的“類型”策略。

  不論何種話語都是社會世界的意義表達,但并不意味著話語在表現形式上只能有一種類型。實際上,在不同的情境下話語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從而形成了不同的話語類型。迪杰克從權力角度區分出四種話語類型:一是具有直接控制功能的“指令性話語”,如命令、威脅、法律、條例等,它體現了說話人所擁有的“制度性權力”;二是具有影響人們未來行為的“說服性話語”,如廣告、宣傳等,說話人在這方面不具有壓制性權力,主要通過重復和理據來說服話語對象;三是對未來狀況進行預測的“描述性話語”,主要是專業人士所給出的預測、計劃、警告等,體現了專業人士所擁有的“知識權力”;四是潛在影響人們情感和信念的“敘述性話語”,如小說、戲劇等,體現了知識精英所擁有的“情感塑造權力”。

  迪杰克的話語類型劃分盡管不乏啟示意義,但也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分類標準的模糊性,即他所區分的四種權力體現出明顯的隨意性;二是四種話語類型之間存在著含混不清的問題,尤其是后兩類話語在本質上屬于同一種類型,即都屬于知識精英所建構的話語。從本質上說,話語的類型呈現主要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是權力,言說者所擁有的權力和地位不同,話語的表達形式也存在差異。這也是迪杰克在區分指令性話語與說服性話語時所體現出來的標準。二是知識,說話者擁有的知識專業度不同,話語表達的形式也體現出差異。知識精英在進行專業話語表達時,通常很難為“常人”所理解。根據“權力”和“知識”兩大標準,可以區分出四種話語類型:指令性話語、游說性話語、專業話語和日常話語(如圖1所示)。

  圖1是根據“權力”和“知識”標準所區分的四種話語類型??v向坐標表明權力的“壓制性程度”,依據這一條標準,主要存在“指令性話語”和“游說性話語”兩種類型?!爸噶钚栽捳Z”主要體現在命令、要求、威脅和管制性話語上。它們表明,話語發出者擁有某種被法律和制度所賦予的權力,句子形式主要以命令式和祈使句為主,主要見之于正式工作場合中上級對下級的談話和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所發布的文件中。在這種話語類型中,話語發出者與話語接受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后者基本上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余地。與之相對,“游說性話語”主要體現在憑借理由、證據等方式反復向話語接受者灌輸,使之相信話語的內容,它表明話語發出者與接受者之間的權力接近于對等,利益引誘在這種話語形式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為吸引顧客,生產商通過廣告來對自身產品進行反復宣傳甚至利益引誘。但這并非游說性話語的唯一主體,權威人士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采用此種話語形式來達到其目的,甚至可以起到比指令性話語更好的效果。

  橫向坐標表明“知識專業度”所導致的不同話語類型。依據這一標準,主要存在“專業話語”與“日常話語”兩種類型?!皩I話語”主要體現在專業知識精英所建立的話語體系上。例如,天文學家有關新發現星星構成狀況和運行規律的說明,化學家有關新化學元素的性質和屬性的說明等。它們不僅在形式上迥異于日常話語,而且在內容上遠遠超出常人的理解能力。迪杰克所區分的“敘述性話語”主要是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所隱含的話語形式。小說、戲劇同樣是知識精英的產品,只不過與專家所建立起來的常人難以理解的話語霸權不同,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必須以常人所喜聞樂見的話語形式呈現出來。但從創作的角度而言,缺乏對日常生活的洞察力、缺乏創作的專業知識和技巧,也就很難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作品。因此,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同樣可以歸入“專業話語”的范疇。與之相對,“日常話語”表明的則是知識專業化程度較低的話語形式,盡管很少涉及專業知識,但同樣表明了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系。

  從理想類型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將話語劃分為上述四種類型。但必須注意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它們之間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通常結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提升了話語表達的效果。圖1中的虛線表明了各種話語結合的可能性。例如,地方政府為了在特定地點建立核電站,邀請了部分核電專家對發電廠的選址問題進行論證,專家們先是從專業知識角度表明有關核電站建設的要求,并從土壤、風向、天氣、潮汐等角度說明選址的合理性。憑借專家給出的理由,政府再從能源短缺、經濟發展、政治需要等角度說明建立核電站的必要性。通過這兩套話語的有機結合,有關核電廠選址的話語似乎變得科學合理和無可反駁,從而大大增加了核電站選址的可接受度??梢韵胂?,如果僅憑政府的指令性話語來決定選址問題,很可能引起當地居民的社會抗爭。類似的情況也體現在其他話語類型之間的結合上。

  作為話語分析的策略之一,話語類型及亞類型的區分可以使我們對話語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話語形式以相應的情境為轉移。話語分析必須考慮到空間和情境因素,不同的情境以不同的話語類型作為主導。盡管并非絕對,我們大致可以總結為:在嚴肅公共場合,指令性話語體現得明顯;在日常生活領域,日常話語變得盛行;在專業知識領域,專業話語具有主導地位;在經濟生活領域,游說性話語十分重要。當適用于特定情境的話語被應用到其他領域,比如,一個政府官員回到家里繼續像在辦公室那樣以“官話”跟妻子交流,或者一個病毒學專家在同行面前討論專業問題時大講日常話語,則很可能導致可笑的結果。其次,話語類型的資源相關性?;羧A茲等人提出,從比較低的抽象層次而言,話語體系是社會關系和實踐的體現,但它本質上是政治性的,涉及權力的使用。也就是說,話語類型的分殊最終取決于政治和權力的決定性作用。但這種決定性作用以不同類型的資源作為基礎。比如,指令性話語以正式的組織和制度為基礎,所依托的主要是“組織資源”;專業話語以專業知識作為后盾,所依托的主要是“知識資源”;游說性話語建立在說服和利益誘導的基礎上,所依托的主要是“經濟資源”;日常話語以血緣、友情等社會關系作為基礎,所依托的主要是“關系資源”。

  3 話語過程與話語分析

  話語類型是進行話語分析的基本策略,話語過程同樣是進行話語分析的有效策略,可以通過分析單次話語過程中各種要素的排列順序來透視社會的價值原則和權力狀況。不論是口頭話語還是書面話語,都必須以相應的“情境”作為基礎?!霸捳Z過程”體現在特定話語情境下參與要素所形成的順序排列上。以溫奇、戈夫曼等人為代表的“常人方法學”對日常情境下的話語順序問題曾進行過大量探討。例如,在談到話語順序問題時,戈夫曼指出:“談話就是這樣一種安排,人們通過這種安排而聚集在一起以維持著某些事情,這是一些理由充分、且大家都承認和重視的事情,這種要求將這些人包含進一個互為主體的意義世界中?!奔撬挂仓赋?,談語是“單序”的,談語總是以縱向組合的方式展開。正是這種以特定情境為基礎的“單序性”和“縱向性”特征催生了話語過程。

  話語過程主要建立在話語主題、話語輪次和話語方式三種要素的基礎上。其中,“話語主題”指談話過程所涉及的主題,一般而言,話語在一個時間點上只能圍繞著一個主題進行,但可以根據時間改變?!霸捳Z輪次”則指圍繞同一個主題所進行的交流回合。同一個主題可能有相當多輪次的交流,甚至成為單次談話的唯一主題,但也可能一個主題只進行一輪次交流?!霸捳Z方式”則指交談過程中所采用的話語類型和話語語氣,話語類型體現在前文所區分的那些分類上,話語語氣則體現在強調、疑問、感嘆、反復等語調上。依據這三個標準,可以將話語過程概括如圖2所示。

  話語過程分析主要集中在日常話語,這看似與政治學關聯度不高,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政治和權力因素通常滲透在話語過程的主要環節。由于所有話語都是高度情境性的,情境具有“封閉性”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常能輕易地分辨出談話參與者的主次地位。例如,在權力高度不對等的情境下,掌權者通??梢杂行У乜刂七M入談話的機會、選擇或者變換談話的主題;與之相反,處于從屬地位者則很少有這些權力。如迪杰克所言,權力首先在一個很實用的層次上限制了談話進入的機會,并控制著各種談話行為。權力因素同時體現在談話輪次上。在通常情況下,掌權者占據著明顯更多的談話時間,從屬者則相對只能占據更少時間。正如吉登斯指出:“談話輪次既適用于日常接觸中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也適用于日常接觸本身的序列性,同時還與權力的細微差異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痹捳Z方式上同樣體現著權力因素。談話者如何根據情境安排來選擇話語類型,或者如何根據情境變化來調整談話語氣,這些都不是隨心所欲和自由選擇的事情,而是對自身進行“情境定位”的結果。這種“定位過程”本質上是參與者所處社會階層和社會身份的體現,其中蘊含著一系列特定的特權和責任,在談話過程中參與各方既會充分利用這些特權或者承擔責任,也會充分履行好與該身份聯系在一起的角色定位。從這一意義而言,即使是在最日常和最隨意的話語交流中,也與更加廣泛的社會結構性因素聯系在一起,其中貫穿著政治和權力線索。

  如前文所述,話語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使用”。話語過程在“口頭語言”中潛含著政治和權力因素,但其在“書面語言”中也具有大致類似的功能。在語言學和社會學的話語分析中,對于話語過程在書面語言中的分析仍然非常有限。一般而言,“話語主題”“話語輪次”“話語方式”在各種類型組織(尤其是政府公共組織)之間的書面交流中大致發揮著類似的作用。比如,在主題選擇上,必須以符合公共議題的主題作為話語對象,必須選擇符合公共議題的話語方式,不同層級組織之間必須選擇適合于自己層級的話語語氣,必須以公共議題的需要來決定話語輪次等??梢韵胂?,在政府公文中,如果下級組織對上級組織使用“指令性話語”類型,或者上級組織對下級使用“說服性話語”類型,很可能導致話語接受者不能理解話語的含義。有研究表明,在會議辯論過程中,參與者如果能根據議題和氛圍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表達語氣,更能獲得期待的效果。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過程要素對于話語效果所具有的重要性。

  4 話語層級與話語分析

  “類型”和“過程”角度傾向于對話語進行“單一層次”的分析,即以既定的話語文本為基礎或進行類型劃分、或進行過程分析,從中闡釋話語所表達的“意義世界”。這兩種分析策略體現出相對“扁平”的特征。與之相對,“層級”角度傾向于從“多層級”的角度進行話語分析,它不僅關注話語的文本本身,而且關注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從而體現出相對“立體化”的特征。話語的層級分析一方面整合了??掠嘘P話語的“社會建構屬性”立場,另一方面則整合了索緒爾、巴庫廷等人的語言學分析立場,力圖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

  具體而言,“層級”角度的話語分析以三個層級的劃分為基礎:一是“話語文本層級”,這一層級的分析具有典型的語言學屬性,主要聚焦于話語的文本要素,包括詞匯、語法、一致性、文本結構等;二是“話語流轉層級”,這一層級的分析具有??碌脑捳Z功能分析屬性,主要聚焦于文本的生產、分配和消費背后所潛藏的權力因素;三是“話語政治層級”,這一層級同樣表現出??略捳Z分析的特征,主要聚焦于意識形態、政治領導權等要素的分析上。這可以將“層級”角度的話語分析勾勒為圖3模式。

  話語文本層級主要包含詞匯、語法、一致性和結構等要素。這是最具有語言學色彩的層級。具體而言,“詞匯分析”主要涉及對單個詞匯的分析,主要表明選擇該詞匯的理由、詞匯在表達意義世界時的功能等。在這一方面,詞匯分析與概念史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盡管前者不一定涉及歷史?!罢Z法分析”主要處理分句與分句之間的關系。每一個分句都是一個觀念或意義表達單位,分句再按照一定的語法規則連接成復雜句。文本作者憑借這些單位和它們之間的聯結來表明其對意義世界的看法。以法國《人權宣言》的開篇為例:“組成國民議會的法國人民的代表們,認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的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圣的人權闡明于莊嚴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經常呈現在社會各成員之前,使他們不斷地想到他們的權利和義務?!边@段表達包含了功能各異的分句,有些表明話語的主體,有些表明價值判斷,有些則表明話語目標。將這些功能各異的分句組合在一起,則構成了一個連貫的意義系統?!拔谋具B貫性”主要考察句子之間的連接方式。盡管每一個句子都是一個內在連貫和獨立的小型意義系統,但只有實現句子與句子之間的一致性,意義的表達才能變得更加充分和系統?!拔谋窘Y構”則涉及更大范圍的組織方式,類似于文本的總體設計書。比如,為寫作一篇有關留守兒童問題的報道,作者至少必須考慮以下問題:應當表述何種總體性思想、應當插入哪些特定情節、應當站在何種角度進行寫作、應當采用何種話語方式等。

  “文本流轉層級”盡管仍然以文本作為依托,但已不再針對文本內容本身,而是側重于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文本的分配方式和消費方式。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主要考察兩個問題:一是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方式,這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比如,一篇新聞報道的形成至少涉及攝影、記者、編輯、印刷、發行等人員之間的協作,文本生產的視角之一是考察這些文本如何通過協作而被生產出來。二是考察文本生產的機會,這是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問題。不論在哪一個社會,總是有部分文本得到廣泛的生產,有些文本則很少得到生產的機會。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機會分配貫穿了接下來即將要談到的意識形態和領導權因素。除偶然談話之外,大部分文本都涉及或簡或繁的分配方式,對于書面文本尤其如此。比如,部分文本作為機密文件被嚴格控制在范圍很小的官員群體內部;部分文本則作為教育和宣傳材料被廣泛分配到普通社會成員手中。同時,群體在職業、階層等方面的差異也催生出不同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能力。比如,保羅·威利斯認為,工人階級子弟在學校里奉行一種“反學校文化”,他們抵制學校制度、教師權威以及優等生,主動放棄向上流動機會,陷入子承父業的工人階級再生產泥潭。從文本消費角度而言,它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工人階級子弟較低的文本消費能力。與之相反,程猛的研究表明,農家子弟當中也存在一些“讀書的料”,他們以“寒門也可以出貴子”的方式突破底層“詛咒”而躍升至社會上層,形成較強的文本消費能力[20]??傮w而言,文本流轉層級較為偏重于分析決定文本走向的權力性因素。

  “話語政治層級”主要從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導權角度來分析話語。話語與意識形態之間存在內在關聯。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套有關現實世界的精神表象,但這一表象必須被建構為體系化的“話語秩序”。意識形態既是社會的“黏合劑”,即能將具有共同政治傾向的個體黏合在一起,也是社會思想斗爭的“場域”,即新話語秩序的興起總是意味著新的異質性意識形態的出籠,從而對處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形成挑戰。因此,圍繞話語秩序所進行的爭奪本質上是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葛蘭西所說的“領導權”問題處于核心地位。所謂“領導權”,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處于支配地位的權力。領導權通過與其他社會力量結成同盟而凌駕于社會之上。意識形態是維護領導權的重要途徑之一,它尋求改造和整合從屬階級的思想以贏得后者的支持。正因為如此,它構成了領導權問題的敏感區域。但是,意識形態并不總是內在穩定和平衡的,而是內在充滿矛盾和張力。反映這種矛盾和張力的最重要指標是話語秩序的鞏固、重述和新生。正因為如此,費爾克拉夫指出:“話語秩序的表達和重新表達是領導權爭奪的關鍵之一?!弊鳛樵捳Z分析的最后一個層級,它的目標在于通過對話語文本的內容、流轉方式及其動態變化的解讀,以透視意識形態爭奪和領導權斗爭問題。

  5 結語與討論

  在梳理話語分析方法在西方興起的基礎上,前文已循序探討了話語分析的三種基本策略。由此可以看出,話語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被明確提出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它的理論脈絡悠久而深厚,其分析路徑也龐雜而多元。三種分析策略之間具有何種內在關聯?

  話語類型、話語過程和話語層級三種研究策略在表面上看似差異迥然,但實際上它們之間是一種既相互區別又內在依存的關系。從相互區別的一面來看,首先,三種分析策略存在著不同的關注點。話語類型主要以話語的發生“場域”作為基礎,主要考察不同情境下的權力資源對話語呈現所造成的差別;話語過程主要以話語發生的“順序”作為基礎,主要分析話語相關因素隨時間展開過程中的排列順序及其政治含意;話語層級則側重于話語形成的“邏輯”分析,通過層層深入的方式挖掘話語表象后面的政治邏輯。其次,三者所言說的“話語”存在差別。對于類型分析而言,它所針對的并非特定情境下發生的話語,而是對作為整體的話語所作的分類。相對而言,話語過程和話語層級所針對的則是特定話語,因為兩者都必須以某次實際發生的話語為基礎才有分析的可行性,但話語過程側重于話語進程中的要素分析,話語層級則側重于話語形成背后的邏輯挖掘。同時,如果把話語區分為“口頭”和“書面”兩種,那么話語過程在“口頭語言”分析中相對占據優勢,因為有關語氣、輪次等要素的分析在面對面談話中更容易被感受到。相對而言,話語層級在“書面語言”分析中占據優勢,因為有關詞匯、句子、生產、分配、消費、意識形態和領導權等因素的分析只有在書面文本中才能體現得明顯。

  從相互聯系的一面來看,首先,三種策略彼此依存,每一種分析策略都依賴于其他兩者。話語類型分析可以與話語過程分析和話語層級分析結合起來。比如,在區分出指令性話語的基礎上,研究者既可以進行話語過程分析,以探討指令性話語的展開方式以及背后隱含的權力關系,也可以通過層級分析來探討文本的含義和結構方式、生產和被消費方式,以及文本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和領導權問題。實際上,在實際話語分析過程中也要求研究者將它們彼此結合起來,因為只有這樣,話語分析才能更加豐富和充分。其次,政治和權力因素對于話語分析的核心重要性。費爾克拉夫認為,盡管我們不能說所有話語都包含意識形態色彩,但所有類型的話語都傾向于具有意識形態介入的成分。由此表明了政治性因素在話語分析中的重要性?;羧A茲等人則直接指出,領導權概念是話語理論的核心問題。從這一角度而言,盡管存在著程度差別,政治和權力因素也是前文所區分的三種分析策略后面所隱含的核心要素。

  當下建構本土話語體系、加強國際話語權建設,已成為我國學術界的核心主題。加快構建符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學話語體系也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盡管不能說所有話語都是政治性的,但政治話語體系必然是政治性的,它整體反映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和領導權問題。我國學術界經歷過話語移植的浪潮,對于政治學學科而言,這些向外學習浪潮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性質迥異的外來話語體系被移植到中國,并且充當了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基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長足進展,這種建立在移植基礎上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已難以適應時代要求,需要建構基于中國歷史文化與現實建設實踐內在統一與發展延續的自主話語為核心的話語體系。

  如果說構建符合本國國情的話語體系業已成為我國政治學界的共識,那么,上述三種分析進路可以為本土話語體系建構提供何種啟示?我們認為,須將上述三種分析進路貫穿于兩個層面的努力:一是對于現有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檢視;二是關于中國政治學本土話語體系的建構。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們這里僅以話語類型為例進行說明。關于現有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檢視問題,當中國政治學處于“補課”階段之時,學習和引進外來話語體系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因為這有利于在最短時間訓練研究者的專業思維和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以最短時間趕上國際學術界的先進水平。但如前所述,話語體系總是與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權力因素關聯在一起,外來話語體系也會對本土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形成規訓,從而限制本土話語體系的建構。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學話語體系,需要重新審視現有的話語體系。我們當前所使用的許多政治學話語很可能反映的是西方思維而非中國的政治現實。比如,“威權主義”是西方政治學者用來指稱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的詞匯。從新中國成立至今,西方政治學者先后使用了“絕對威權主義”“韌性威權主義”“競爭威權主義”“選舉威權主義”等詞匯來描述中國,“威權主義”似乎成為中國難以擺脫的一個政治標簽。由于這種話語規訓的結果,國內甚至也有部分學者援用威權主義來分析中國政治。要建構真正反映中國政治現實的話語體系,顯然必須審視類似威權主義的話語標簽。關于本土話語體系的建構問題,壓制性話語與說服性話語是話語類型中的另一對分析性范疇,國際話語權的取得顯然無法通過壓制性話語的方式來獲得,而需建立在說服性話語類型的基礎上。這說明,基于中國國情的政治學話語須重視國際交流的一面,只有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能夠為來自他國的學者所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贏得國際話語權。這提醒我們,本土話語體系的建構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需要關注他者的話語構建原理和話語準則,在理解與掌握話語建構規則與規律的基礎上建構我們自己的話語與話語體系。

 

作者簡介

姓名:郭忠華 許楠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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