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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歷史、理論與世界意義
2020年04月08日 13:04 來源:《西亞非洲》2019年第4期 作者:羅建波 字號
關鍵詞:中國外交;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經驗;南南合作;國際秩序

內容摘要:當下國內外關注的中國治國理政經驗,主要是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探索和積累的改革、發展與治理經驗。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具有四方面的顯著內涵:自立精神、發展主義、有效政府、多元共識。隨著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展的普遍關注及中國自信的增長,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交流、觀念互動和治理對話正在穩步發展,成為當前南南合作深入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和生長點,具有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層面的意義。其深入發展不僅有助于推動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為發展中國家探索自主發展道路提供新的啟示,也能通過不斷深化的南南知識交流和觀念創新助推全球知識流動格局趨向多元化發展,進而為世界秩序的發展和完善帶來積極影響。繼續推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的行穩致遠,需要堅持相互平等、互學互鑒、存異求同的原則。

關鍵詞:中國外交;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經驗;南南合作;國際秩序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當下國內外關注的中國治國理政經驗,主要是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探索和積累的改革、發展與治理經驗。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具有四方面的顯著內涵:自立精神、發展主義、有效政府、多元共識。隨著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展的普遍關注及中國自信的增長,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交流、觀念互動和治理對話正在穩步發展,成為當前南南合作深入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和生長點,具有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層面的意義。其深入發展不僅有助于推動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為發展中國家探索自主發展道路提供新的啟示,也能通過不斷深化的南南知識交流和觀念創新助推全球知識流動格局趨向多元化發展,進而為世界秩序的發展和完善帶來積極影響。繼續推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的行穩致遠,需要堅持相互平等、互學互鑒、存異求同的原則。

  關鍵詞:中國外交;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經驗;南南合作;國際秩序

  作者簡介:羅建波,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中國外交研究所所長、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秉持正確義利觀深化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研究”(18BGJ021)的階段性成果。

 

  當今世界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和大調整時期,全球性的觀念、制度和文化的合作與交流更加緊密,競爭與交鋒也更加激烈。其中最富積極意義的方面,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交流、觀念互動和治理對話正在穩步發展,成為當前南南合作深入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和生長點。此種經驗交流在本質上屬于人文交流的范疇,也具有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層面的意義,其深入發展不僅有助于培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也可以通過經驗、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對話助推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發展,幫助它們更好地應對和解決全球性發展和治理問題。放眼未來發展趨向,在人類知識延續幾個世紀由北方向南方流動和擴散之后,全球性知識流動格局正在趨向多元化發展,這些曾經在世界體系中長期處于邊緣的發展中國家開始通過橫向合作推動知識與觀念創新,進而彰顯它們對人類發展的新價值和新貢獻。在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交流的發展歷程基礎之上,如何進一步凝練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理論內涵,不斷探索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的發展之道,就顯得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

  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的歷史演進

  經驗交流一直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重要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從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政治團結與互助,逐步過渡到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進程中的全方位互利合作,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交流也從最初以革命經驗交流為主,逐步拓展提升為改革與發展經驗的分享,以及更為全面意義上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南南合作歷史任務的轉變以及國際環境的巨大變遷,賦予不同時期經驗交流以不同的內容與形式,也因此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烙印。

  早在20世紀50-70年代,年輕的中國懷揣共產主義的世界情懷,也著眼為自身維護主權獨立并打破外部封鎖爭取更多的政治支援,曾廣泛聲援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在這一時期,許多亞非拉國家友好人士紛紛前往中國,尋求實現國家獨立的精神激勵和斗爭經驗。第三世界的大團結極大地推動了亞非拉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摧毀了西方殖民大國建立和維系的長達百余年的殖民體系,中國在這一斗爭中也極大地彰顯了自身的力量和價值,有力塑造了中國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認同與互信,奠定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友好合作的政治和情感基礎,其歷史意義至今仍在顯現。贊比亞原總統卡翁達曾這樣稱贊道:“中國是南部非洲同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進行斗爭的愛國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中國對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韋人民的支持對這些國家的解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敝袊c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性接觸,從一開始就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戰略重心逐步轉向經濟建設,亞非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也基本完成,南南合作的歷史任務悄然發生重大轉變。如果說此前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經驗交流主要是革命經驗的橫向傳遞,那么進入80年代后則演變為發展經驗的橫向交流。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領導人在會見發展中國家代表時,一個重要內容是向外賓介紹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鼓勵他們探索適合自身條件的發展道路。1985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談到,“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彼孕诺卣雇?“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font>

  進入21世紀,中國開始逐步顯現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國際影響力得到快速提升,中國也更加自信地向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介紹中國發展的成就與經驗。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歷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動蕩和經濟停滯后,也開始更加重視對中國政治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注,非洲國家“向東看”、部分拉美國家“向西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2000年首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的召開,開創性地設立“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推動了中非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的大規??焖侔l展(表1)。2006年1月,中國政府發表首份對外政策白皮書———《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把“相互學習、共謀發展”確定為中國對非洲政策的四項原則與目標之一,明確提出中非雙方“相互學習借鑒治國理政和發展的經驗……支持非洲國家加強能力建設,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敝螄碚涷為_始作為一個獨立詞匯被明確提了出來。從字面意義上講,雖然經驗交流本身也涉及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但治國理政經驗在囊括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的同時,也更加明確地涵蓋了諸如道路選擇、制度建設、治理建設、政黨建設等更為寬泛的內容。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十九大以來,中國開始更加自信地思考自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選擇,更加系統地總結提煉國家發展和治理的經驗、教訓和相關啟示,也開始更加深入地推進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明確把“能力建設”作為未來三年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動”之一,表明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和國家能力建設已經成為中非合作的優先合作領域之一。中拉合作論壇也把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作為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事項,中拉雙方決定共同建設陸洋一體的大聯通、培育開放互利的大市場、打造自主先進的大產業、抓住創新增長的大機遇、開展平等互信的大交流“五位一體”合作大格局。在此背景下,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涵蓋面愈加廣泛,從非洲和部分亞洲國家逐步拓展到囊括拉美、中東歐和南太平洋島國等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交流內容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逐步拓展到更為廣泛、深層次的國家發展和治理領域,交流形式從黨政高層交流逐步拓展到包括公共外交、民間和智庫交流在內的大外交格局,交流對象也從黨政官員和專家學者逐步拓展到包括傳媒、非政府組織、婦女和青年領袖等各層面各領域的精英人士。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已經成為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個重要亮點。

  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理論內涵

  一般意義上,時下國內外熱議的中國治國理政經驗主要是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探索和積累的改革、發展與治理經驗。人們試圖回答,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超大型發展中國家,何以能夠實現近40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其背后的“秘密”究竟何在?中國經驗對世界意味著什么,特別是對多數尚未實現經濟社會較快發展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究竟有何種啟示和借鑒意義?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界定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本質。從宏觀看,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主動追求現代化并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著眼中國自身歷史演進,這一進程是中國近代以來追求國家獨立、發展和富強的最新努力,是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這一宏大社會變遷的最新階段。放眼全球,中國發展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在實現民族獨立后追求發展和復興的一個重要實踐,是當今世界解決全球發展問題的一個突破性進展,也是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結構呈現全球性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推動力量。由此,中國的發展就不僅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全體中國人的世紀夙愿,其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機遇以及治國理政經驗所帶來的某種啟示也關乎著整個發展中世界的發展,而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新興大國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深度參與還關乎著世界共同的命運與前途。中國經驗的積累和對外交流,才因此具有了超越中國自身的更為廣泛的世界意義。

  對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和提煉,也因此具有兩個指向,既要呈現中國的創新因而彰顯中國個性、中國特色,又要能夠進行世界表達因而能為世界所理解,推動世界讀懂中國,進而通過經驗交流互鑒助推世界減貧與發展進程以及發展中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由此更好體現中國經驗的世界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講,這種經驗總結就不應只是強調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某些顯著中國特色,而更應從一般意義上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的理論與實踐角度去思考中國治理經驗的世界價值,從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發展并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普遍性問題挑戰的角度去總結中國經驗的普遍性意義。在此,本文嘗試提出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四方面顯著內涵:

  (一) 自立精神

  中國發展模式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深刻理解與一貫堅持。中國從開國領袖毛澤東開始,就始終強調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強調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來實現國家發展,并由此彰顯中國人的價值和意義。在中國人看來,獨立自主不僅要在政治上獲得獨立,更要實現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強和完全解放。其實質,就是要自主決定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和制度選擇,自主決定自己民族、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在中國人看來,獨立自主不只是每個民族國家自己的事業,整個第三世界的南南合作也是更為廣泛意義上自立自強和自力更生的一部分。這一南南合作精神,得益于早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時期建立統一戰線的歷史啟示,成長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時期南南合作的現實需要,在今天發展中國家追求發展和復興進程中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及戰略選擇,很好展現了中國的自立精神。在探索發展道路時,中國注重學習國外的成功經驗,注重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理念的合理成分,但始終強調基于自身國情基礎上進行理性選擇和借鑒,由此不斷完善國家制度設計和發展戰略選擇。在選擇改革路徑之時,中國從一開始便選擇了一條漸進改革之路,也即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充分保證國家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穩步推進改革進程并擴大對外開放領域,在制度不斷完善和經濟不斷發展進程中增強了抵御內外風險的能力和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經驗,從而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相互關系,因而得以成功避免東歐轉軌國家和非洲國家曾經在進行激進政治變革時所帶來的不同程度的政治動蕩。在追求經濟發展之時,中國也曾大量利用外來援助,積極吸引外來投資、技術和管理經驗,但始終強調挖掘國內市場潛力、培育自身發展活力并提升自主發展能力。在探尋國際合作之時,中國在注重協調與發達國家的競爭合作之時,也自始注重開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當前中國積極倡導和踐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正確義利觀,穩步推進與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正在構筑一條橫貫亞非拉的更為廣泛的新絲綢之路。

  (二) 發展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三方面顯著特點:一是將經濟發展置于優先地位,即經濟發展在相當長時期里是國家追求的中心目標,且全民有著實現現代化的普遍共識;二是政府對經濟的有效推動,即政府有著推動經濟發展的強烈意愿并擁有有效動員、協調和整合資源以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力,特別是通過大規?;A設施建設來改善發展條件并提升發展能力,通過有選擇性的產業培育以實現在特定領域的追趕型發展;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即充分發揮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以承接全球產業轉移,主動建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系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自身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許多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顯著特點,同時又試圖在政府與政黨、社會與國家、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以及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探索更加平衡的關系,不斷探索建立現代治理體系并實現治理能力重塑,以超越傳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某些局限。

  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除了體現在對發展目標的執著追求和發展戰略的通盤設計之外,還體現在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種“發展導向”的問題解決路徑。中國堅信“發展才是硬道理”,試圖通過更高質量的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通過更為深入的改革來破解發展中出現的難題。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特別是在初期往往涉及復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遷,必然要觸及諸多既有的利益,必然要突破許多既有的制度藩籬,因而容易引發甚至激化各種潛在的問題和矛盾,這就需要政府通過不斷增加新的發展機遇、新的發展成就,來滿足民眾不斷提升的發展需求;通過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不斷增強,來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升社會保障能力,由此持續提高民眾的獲得感和對國家的認同。正如冷戰結束后非洲政治民主化及阿拉伯劇變所展現的那樣,面對不斷累積的社會矛盾,如果不以更大程度的發展和改革來尋求突破,而是僅僅以“民主”為導向,試圖通過一攬子的政治變革來解決各種利益矛盾或社會問題,反而可能誘發原本存在的各種利益分歧和認同差異,進而導致各族群、政黨和利益集團深陷政治糾紛,而無暇顧及國家發展,其結果可能恰恰適得其反。

  (三) 有效政府

  國內一些學者習慣于用“強政府”來指稱中國政府模式,認為這是中國模式的一個顯著優勢和特色。其實,無論是“大政府”還是“強政府”,都有可能帶來國家對社會和民權的壓制,在政治學領域都并非是完全意義的褒義詞,前者意味著政府規模過于龐大或者涉足的領域過于寬泛,后者則暗示國家權力可能過于集中或過于強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威權主義畫上了等號。從改革方向看,中國的國家治理應是一種“有效國家”(Effective State)或“有效政府”(Effective Government),即國家或政府在有限的治理范圍和必要的制度約束下行使富有效能的國家權力,比如,維護國家穩定和基本社會秩序,為民眾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以及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和制度激勵。何為國家治理能力?任何現代國家,無論其奉行的意識形態和具體的政治體制有何差異,都應該具備推動經濟發展、履行公共管理、維護社會基本穩定并為民眾提供應有公共產品的能力。它們履行這些職能的程度大致反映了其國家能力的高低強弱,國家也因此可以分為有效的(有能力的)政府、低效的(低能的)政府、失敗的(無能的)政府。

  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之所以相對較強且治理較為有效,至少源于三大因素:一是中國有一套系統且較為成熟的國家基本制度,諸如現代的金融與財政制度、統一的國內市場秩序和經濟規則、成熟的法治和治理體系,以及較完備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這是任何現代國家履行其基本職能的必要條件。中國是一個在制度建設方面歷史悠久的國家,在現代化開啟之前就已經有著逾千年的國家制度經驗,在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之后,又能隨著發展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治轉型和制度建設的相輔相成且相互促進。由此,中國才有較強的治理能力以全面推進改革和開放進程,才有相應制度設計以有效化解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利益分歧,從而有效維護政治的基本穩定。對于身處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政治發展的主題不僅僅只是政治民主化,也包括同樣重要的制度建設和政治穩定問題,后者對于國家的發展和穩定同樣具有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國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制度供給者”,進而才能成為政治改革的“推動者”、經濟發展的“服務者”和社會秩序穩定的“維護者”。

  二是中國政府具有超越國內不同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的相對“自主性”(Autonomy),因而能夠制定相對長遠的國家發展目標,且能夠在實踐中一以貫之地追求。其實,中國的政策制定環境并非真空,政策制定過程也受到許多來自不同行業和地方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但相對于其他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仍然擁有相對更為廣泛的代表性,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將長遠的國家利益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北京大學姚洋教授因此把中國政府概括為“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認為中性政府和社會平等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

  三是中國政治崇尚選賢與能,逐步建立了一套較成體系的官員選拔和考核制度,旨在遴選出具有良好知識素養、管理能力而又符合道德標準的行政官員。加拿大著名政治學者貝淡寧(Daniela Bell)把中國政治模式稱為“賢能政治”(Meritocracy),認為它更加適合挑選出擁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領袖,同時通過“基層民主、中間試驗和高層賞賢”的政治架構盡可能地回應了民眾的民主訴求。雖然這種制度在具體運作中并非完美,在理論建構上還需更具說服力的解釋,但這種政治尚賢有著千年科舉取士的歷史文化傳承,也有數十年的現代政治實踐,還有精英和大眾對這種制度安排的基本認可,因而體現出某種程度的政治合法性。

  (四) 多元共識

  這里所言多元共識,既體現為中國社會廣泛存在的多元共識理念,也體現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廣泛存在的多元共識的制度安排。這種多元共識理念,源于中國自古以來的中庸思想與“和而不同”理念,源于中國漫長歷史進程中的“大一統”政治傳統,在當代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又不斷地得以豐富和發展。這種多元共識制度,具體體現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眾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也體現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以及更為廣泛意義上的治理現代化進程之中。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如果把民主制度大致分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那么中國的政治制度安排更接近于協商民主的實質;如果把民主制度分為多數民主和共識民主,那么中國的政治制度更接近于共識民主。與選舉民主或多數民主單純倚重多數票決的方式有所不同,協商民主或多數民主在承認選舉合理性的同時,也旨在通過適當的制度設計和包容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地吸納各黨派、各階層、各領域的民眾參與公共決策和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通過對話、討論、審議等方式盡可能地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當然也包括少數人的意見。

  在本質上,多元共識是多元和共識的辯證統一。多元共識的前提是多元,社會存在多樣性和差異性,謀求共識才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多元共識的導向是共識,通過廣泛的討論、對話和協商來化解分歧、增進互信。無論從決策過程還是價值取向的角度,多元共識都體現出明顯的多樣性、包容性和互利性。因此,共識不是同一,也并非消滅差異,而是基于多元基礎達成大體一致,基于差異基礎上實現各方的大致趨同,其實質是通過“存小異求大同”以達到最大程度的“和而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外部世界在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態上存在顯著不同,中國與多數發展中國家在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上也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對外宣介中國多元共識的制度安排時應以增進外部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為主,做好增信釋疑的工作。但中國文化、政治和社會體現出的顯著的多元共識理念,其豐富的內容值得認真總結與提煉,也值得與那些同樣具有多元文化和民族結構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相互交流和探討。多元共識的主要啟示在于,對于開啟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制度內嵌的“合作”和“協商”精神有助于彌合社會快速多元背景下出現的利益分歧和認同差異,有助于形成比較普遍的對于改革和發展的共同認識,因而避免由于利益訴求不同或對發展道路的理解差異而導致現代化進程被頻繁打斷的現象。

  特別是對于一個民族和文化多樣且利益和政治身份日益多元的社會,尤其需要培育一種成熟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在廣泛動員國民的政治熱情和政治參與的同時,又能使權力和利益競爭特別是政黨間的競爭合作走向理性化,從而預防潛在沖突的爆發或者至少能夠減少社會沖突的對抗性。特別是在族群關系和宗教關系高度多元復雜的社會,如同某些非洲國家所展現的那樣,僅僅試圖通過多數票決的方式有時難以解決重大政治分歧,也難以達成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要的基本共識。尤其是在思考政黨的角色和功能之時,我們要看到政黨作為維系各種社會力量的紐帶,不應只是國內部分族群、地區或利益集團維持和追求其私利的工具,而應盡可能地代表更為廣泛的民眾的利益,這是政黨能為整個國家起到有效整合作用的基礎。而現代政黨制度,無論其形式和運作程序存在多大的不同,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通過黨派間的競爭與合作最大程度地培育社會共識、創造國家整合,而非激化社會矛盾、加速社會離散進而導致國家分裂.

  以上對中國治國理政經驗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思考,這里還需強調四點:其一,中國所言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要是強調一種自立和自主精神,而非孤立和封閉,更不是依附理論主張的與世界體系“脫鉤”;恰恰相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正是在全面啟動對外開放、全面融入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之后出現的,而且這一進程還將繼續全方位地深入推進。

  其二,中國經濟的發展主義,主要旨在闡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某種引導作用以及建立更為良性更為均衡的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必要性,而非刻意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絕對主導或者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干預。事實上,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功離不開大規模的市場經濟改革,離不開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發展舉措的某種選擇性借鑒;而中國改革的理性在于,它在全面培育市場機制的同時,也能注重發揮政府的發展角色且實現政府職能的較快轉變,從而有效實現市場與政府角色的大體平衡。

  其三,中國國家制度與能力建設及對多元共識的某種贊許,決不意味著否定中國政府不斷推進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也不意味著贊同那種認為威權體制是中國發展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的論點,更不意味著說明中國政治體制已經完美無缺以致不需要有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而欲說明在發展中國家開啟現代化進程之時,在這些國家追求現代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必須重視更為基礎的國家制度與政府能力建設,因而有序推進國家的改革和發展進程;必須注重培育社會共識,因而減少在現代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分裂?;蛟S,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經驗則在于,它在充分激發社會發展活力的同時,能夠成功化解不斷增多的社會矛盾,并通過有效的社會管理來維護國家的基本穩定,從而破解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經濟發展-政治動蕩”的政治難題。

  其四,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未竟之業,中國治國理政與發展經驗還在進一步的發展、完善和調適。政治學思考的兩個核心問題,一是提高國家治理的績效,二是完善對政府的監督和制衡,如何更好地實現二者的有效平衡仍是中國政治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大問題。中國政府在官方文件中至今仍未公開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更沒有采納“北京共識”這一稱謂,顯示出其應有的謹慎和謙虛態度,也顯示出它對自身改革開放仍需不斷推進的清醒認識。

  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的世界意義

  自近代以來的相當長時期里,世界范圍的知識流動總體上呈現出從北方向南方擴散和滲透,如今這一格局正在悄然發生重大轉變。發展中國家在繼續借鑒發達國家的知識和經驗的同時,也開始推進大規模的南南發展合作與知識交流,這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此種經驗交流可以助推發展中國家重新思考自身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政策,更好地應對發展和治理問題,同時,得益于南南知識交流與共享而不斷深入推進的亞非拉復興浪潮,又正在從結構上有力推動著世界秩序的發展和演變,彰顯著發展中世界對人類發展的新貢獻和新價值。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因此有著重要的世界意義。

  (一) 為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經驗

  當今世界的發展問題主要體現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治理問題。從《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對世界減貧與發展的執著追求,到《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發展新愿景,以及世人對非洲聯盟《2063議程》的積極關注和支持,都體現出國際社會推動解決全球發展問題的努力和決心。人們試圖思考并回答,如何才能提高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減貧成效?如何推動它們實現經濟有效增長?如何推動它們有效改善民生、實現社會公正并確保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在減貧與發展方面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多項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為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參照。在減貧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共計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在經濟增長方面,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過去4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達9.5%,這一發展成就相比歷史上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毫不遜色。中國經濟總量早已躍升世界第二,貨物貿易穩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已居世界第二。近年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國發展極大改變了自身超過十億人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且其巨大的經濟規模及其與外部世界的緊密聯系又決定了中國發展自始便具有重大的國際影響。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世人開始關注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積累,于是中國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撬動減貧與發展的經驗,有效激發社會創新活力和創業激情的政策舉措,以及中國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都成為他們熱議的話題。作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回應,同時也是中國對自身大國責任的一種不斷增加的自信和自覺,中國開始更加主動地向世界介紹中國發展和治理經驗,通過更加廣泛參與世界發展和治理進程來展現中國對世界發展的新貢獻,通過推動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來彰顯中國發展的世界價值和意義。中國在南南合作框架之下不斷打造、整合和提升諸如中國-東盟(10+1)會議、中非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金磚國家組織等新的合作平臺,發起成立了亞投行、金磚新開發銀行等新的多邊投融資機構,設立了絲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等新的發展倡議,以及積極推動更為廣泛意義上的“一帶一路”建設,以支持和幫助受援國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更好實現減貧和發展。特別是中國還發起設立了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以及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通過穩步加大人力資源培訓力度,廣泛邀請發展中國家的各領域各行業專門人才來華參與研修和研討,及時分享中國發展經驗和實用技術。通過助推發展中國家實現減貧與發展,進而對全球發展和治理問題的解決做出自己的貢獻,是當今中國展現自身國際責任和大國形象的重要方面。

  (二) 為發展中國家探索自主發展道路提供新啟示

  中國經濟至少具有三個層面的內涵和啟示意義:一是技術層面,即諸如減貧和經濟發展的具體經驗和專業技能;二是制度層面,即國家制度建設治理能力提升;三是觀念層面,即中國的自主精神以及對發展道路和發展路徑的自主選擇。在過去很長時期里,發展中國家要么全面效仿蘇聯模式,要么全盤復制美國模式或更大意義上的西方模式,蘇聯模式早已證明由于內在的體制缺陷而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度安排也被實踐證明無法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所有發展和治理難題。20世紀80年代曾經風靡非洲的“經濟結構調整計劃”總體以失敗而告終,冷戰結束后受西方國家強力推進的非洲政治民主化進程也一度給非洲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動蕩,而同期廣泛影響拉美和東歐轉型國家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也并未取得預期成效。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外來經驗看似完美無缺,但當它們被人為“移植”到有著極為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時,往往顯得不那么“靈驗”或呈現明顯的“水土不服”。而中國治國理政經驗最為根本之處,就是明確倡導獨立自主的精神,強調基于自身歷史文化和現實條件來思考外來的經驗及其可借鑒之處,來思考自身發展道路和路徑選擇。因此,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最為重要的東西,或許是方法論上的啟示和精神上的啟迪。

  中國發展的這種自主精神最為充分地體現在它對發展道路的思考和對發展路徑的選擇上。中國注重汲取市場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合理之處,但始終強調國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某種宏觀調控能力;中國注重學習西方現代治理經驗,同時又較好地保持了自身制度優勢和制度特色,因而得以在不斷的制度改革和調試中保持社會穩定,并實現更大程度、更高質量的發展。中國學者習慣于用“漸進改革”來概括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路徑,并認為這是中國之所以能夠較好實現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相互促進的重要原因。近年來,諸如盧旺達、烏干達、埃塞俄比亞等非洲國家也在積極探索自身發展道路,在實現國家政治穩定的基礎上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政治道路,并穩步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一些西方學者也能認識到政治秩序對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意義。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無疑是西式民主的最忠誠的擁護者之一,他在仔細觀察和跟蹤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歷程之后,也堅定地認為,對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政治秩序較之經濟發展和民主化更為首要。他提出,在發展中國家開啟現代化進程的初始時期,社會改革和經濟發展往往不是促進政治穩定,反而成為政治衰敗和政治動蕩的誘因,成為革命的“催化劑”而非“替代物”。亨廷頓的得意門生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明確地把國家構建和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置于國家發展首要位置,他在肯定政府權力需要約束的同時,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有選擇性地強化或弱化自身的管理權。貧困國家不需要什么都管的,但它們確實需要在有限范圍之內具有必要功能的、強有力并且有效的政府?!柏毟F國家之所以窮,不是因為它們缺少資源,而是因為它們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font>

  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經濟發展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快、更好,中國長時期的政治穩定相較也頗為明顯,其重要原因似乎不在于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政府職能范圍上存在多大差別,而在于中國的國家基本制度更為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相對更高。雖然中國政治制度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政治特色,因而不大可能被其他國家全盤復制或接受,但它的某些政治理念和治理優勢仍然值得與其他國家相互分享。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談到“東亞發展型國家”時,明確批評“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那種“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一無是處的觀念是“不恰當的”,而應思考的問題是:在何種情況下何種政府干預是積極的,以及為進行有效干預,政府的制度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的意義又何在?貝淡寧也認為,中國的政治尚賢制可能只適合越南等少數國家,但它的某些要點也能夠給世界帶來某種啟示,其經驗也能為其他國家有選擇性地采用。如果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能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新的啟示,在它們探尋發展道路、思考發展戰略時多一份參考,進而提升它們的國家治理能力,助推其發展和復興進程,這將是中國發展在惠及自身之時對世界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

  (三) 為南南合作深入發展提供新助力

  北京大學李安山教授曾指出,文明互鑒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不同文化的相通性,二是不同文化的互補性。中國與部分周邊國家甚或更為遙遠的非洲國家,在集體主義、平等待人、多元包容等方面有著相似的認同和取向,在國家觀念、社會秩序和制度建設等方面也有一些相近的理解和認知,這種文化相通性是各方增進政治互信和情感認同的重要基礎。同時,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觀念、制度和發展戰略上又各有特色,且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績效,因此各方完全可以相互分享、借鑒彼此的積極方面,由此不斷提升現代政治理念和國家治理能力。當前,中國致力于推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就是要不斷拓展提升南南合作的內涵和層次,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互信、安全共筑、經濟共榮、文明互鑒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與繁榮。中國明確提出要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周邊命運共同體和中拉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把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關系以及更大程度的南南合作打造成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范和樣板,把它們視為通向更大范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要階段。

  回顧歷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南南合作,從20世紀50-70年代共同反帝反殖反霸,到20世紀80年代后共同追求經濟發展,當前更是邁向合作內涵顯著拓展、合作層次快速提升、合作影響不斷增大的新階段。如果說21世紀以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關系正在全面升級,那么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則是這種轉型升級的重要體現。這種經驗交流,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對各自發展模式、理念認知與經驗探索的相互分享,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從一般意義上的經貿往來發展到更深層次的理念對話和知識共享的重要舉措,也是發展中世界內部不同民族、文化和文明間的交流與互鑒。這種經驗交流,無疑有助于增進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對彼此的認識和理解,通過互信的增進來夯實彼此間的情感紐帶和民眾基礎,通過觀念、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來逐步培育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共享價值”。此種“共享價值”的培育,必將能為新時代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關系奠定更加堅實的價值觀基礎,為世界發展貢獻更多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與智慧。

  (四) 為世界秩序的發展和完善提供新愿景

  自人類步入近代以來,延續幾個世紀的世界秩序雖然幾經調整與演變,但世界秩序在總體上由歐美大國所主導的事實至今未有根本改變。在歐美列強眼里,近代以來的世界文明和財富由歐洲以及后來更大范圍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擴散,“文明的”西方自然有權來為世界塑造規則,“發達的”西方自然有所謂的高尚“責任”來拯救世界。從18世紀德意志哥丁根學派史學家首先提出“西歐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到19世紀史學家蘭克(L?V?Ranke)以拉丁與日耳曼各民族為主題來編撰所謂的《世界史》,再到20世紀上半葉卡爾頓??海斯(C J Hayes)等人以“白種人的負擔”來描述近代歐洲文明向世界的傳播以及歐洲白種人對千百萬黑色、棕色和黃種人的“教導”,都體現了近代以來西方在世界的支配地位以及它們以一種不平等姿態來處理與亞非民族的關系。出于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某種反思,英國學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其大作?偷竊歷史?中感嘆歷史被西方所接管(take-over),即西方人先是以西方事件為中心把西洋史當成世界史,繼之以西方視角為中心把世界史寫成西洋史。在西方強勢文明的主導下,世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西方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締造者,因而享受著統治世界、引領世界的天賦權利。但如果換一個視角,如果從廣大第三世界的角度來看,這些在歷史上曾經創造過輝煌文明但在近代以來備受壓迫和屈辱的國家,通過長達百余年的民族抗爭和南南合作,逐步實現了政治獨立,并在此基礎上開始追求經濟發展和更為全面意義上的民族復興。第三世界由自立和自主逐步走向自信和自強,不僅改變著自身,也正在改變世界。

  的確,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南南人文合作與知識交流的廣泛開展,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知識流向日益呈現更加多元的格局,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變化之一。以發展中國家政治互信、經濟互利、文化互鑒為核心內容的橫向合作正在全面展開,世界日益呈現出一種“多中心化”甚或“去中心化”的趨勢。以一種“大歷史”的視野觀之,延續幾個世紀之久的以西方為中心、以亞非拉為外圍的“中心—邊緣”垂直體系正在悄然發生重大轉變。這些在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長期處于邊緣的地區和國家,如今通過自主發展和橫向聯合,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成為國際政治舞臺的重要參與方,成為人類知識的重要創造者。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世界財富、權力、觀念以及國際話語權都在發生某種具有歷史意義的結構性改變。

  余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需要堅持的幾點原則

  21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得到快速發展,相關經驗分享、知識交流和制度對話正在全面展開,交流形式和平臺正在不斷創新,合作成效和國際影響也在逐步增大。繼續全面、深入、審慎推進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我們要始終秉持謙虛謹慎的精神,堅持以下原則:

  第一,相互平等。幾十年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友誼之所以能夠經歷不同時代而愈久彌堅,根本在于雙方能夠始終堅持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實現互信、互助、互利、互鑒。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也自然應該尊重對方的平等地位,尊重它們的自主選擇,尊重它們的本土知識,在經驗、知識、文化層面上建構一種平等的伙伴關系。中國政府強調,中國在開展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時嚴格做到三個“不”,即中國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也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西方國家的相關實踐早已告訴我們,以一種“救世主”式的自負情結來審視第三世界的發展,以一種“教師爺”式的傲慢姿態為發展中國家開“藥方”,事實證明難以實現預期目標,也難以為發展中國家所接受。

  第二,互學互鑒。中國是一個善于學習的國家。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還要堅持相互學習和相互借鑒,而非中國經驗的簡單復制或單方面介紹。從中國自身角度看,中國經驗尚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之中,因此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政治轉型、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等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可以為中國提供相關經驗,即便是它們走過的彎路和積累的相關教訓也可以為中國的制度建設提供某些啟示,讓中國更好也更加從容地規劃自身發展方向和道路選擇。從其他發展中國家角度看,它們確實也有著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比如許多非洲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適度培育,對自然環境的充分尊重,對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都值得中方認真研究和體會。

  第三,存異求同。我們自然希望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觀念和制度層面展開更多的交流,培育更多的互信和相互認同,甚至建立某種程度的“共享價值”,從而為人類文明的繁榮進步貢獻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智慧,為世界秩序的演進貢獻更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方案和力量,但從目前階段看,這仍然屬于理想的愿景而非普遍的客觀現實。我們要看到,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文化有著很大的不同,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有顯著的差異,政黨政治制度也有各自的特色,因此雙方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應當在尊重多元和差異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予以推進。最容易入手的是相互分享減貧、農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特區的規劃和建設等具體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以及諸如發展戰略規劃、產業政策設計、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等經濟社會發展經驗。在探討屬于政治和文化領域的議題時,應多從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構建的角度去共同探討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多從國家發展的角度去強調現代國家制度建設,多從人類文明共同繁榮的角度去培育共享的文化、觀念和思想,而盡量不去爭辯意識形態的高下之分和政治制度的孰優孰劣。中國自然應該借機向國際社會介紹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但出發點在于相互尊重與包容,著眼點在于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爭取更多的國際尊重和理解。

  第四,謙虛謹慎。穩步推進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治理經驗交流,還需始終秉持謙虛謹慎的精神。一是要充分照顧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舒適度和接受度。我們要以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去描述和對外宣介中國發展成就、發展地位和治國理政經驗,盡量避免引發或加重國際社會對中國戰略意圖的曲解和猜忌。二是要看到全球發展問題的復雜性和我們認識的相對有限性,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深入了解它們的歷史、文化和制度,了解它們的發展條件、發展成就和面臨的發展問題。僅以非洲大陸為例,非洲有54個國家,人文特點和發展程度的差異十分巨大,面臨的發展問題也各不相同。浙江師范大學劉鴻武教授曾言,當我們走進非洲之時,非洲人是我們的“老師”,是我們的“先生”。的確,我們不要試圖代替非洲人發現非洲,不要試圖代替非洲人思考非洲,不要試圖代替非洲人治理非洲。我們要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的延續性和長期性有充分的認識,要對全球發展問題的復雜性和挑戰性要有充分的敬畏之心。我們還要看到,雖然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不同場合都表達過對中國發展的羨慕,表達過對“中國模式”的興趣,表達過分享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愿望,但客觀來講,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對自身歷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對西方發展理念、制度和經驗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甚至不同程度的認同。我們可以樂見非洲國家“向東看”、拉美國家“向西看”,但期待非洲國家“向東走”或者拉美國家“向西走”,顯然并不完全現實。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自然有助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完善各自發展模式,豐富它們對治國理政的思考,但幻想用“中國模式”去取代“西方模式”,或者以中國經驗去拯救其他發展中國家,無疑也是不現實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基于自身文化自信和利益需要,自然會自主探索自身發展道路和制度選擇,自然會有選擇性地借鑒外部世界的發展經驗,我們對此要有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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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羅建波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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