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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資訊2019年終特刊
2019年12月30日 15: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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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2019年的世界很不平靜,單邊主義盛行,英國脫歐跌宕起伏,中美貿易摩擦峰回路轉,全球貿易、投資與經濟增長下行趨勢明顯,局部熱點沖突不斷,國際秩序頻臨變數。面對國際風云變幻,中國始終堅持多邊主義,秉持公平正義原則,著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走深走實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全球發展與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一年來,《中國社會科學報》“國際資訊”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密切追蹤國際重大事件,報道學術熱點話題,廣泛采訪國外學者,呈現各方真知灼見。歲末年終,我們謹摘選若干精彩片段,奉獻讀者。

 

  國際社會積極評價新中國70年成就

  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有關慶?;顒雍托轮袊闪?0年來的發展成就受到海外媒體和專家學者的關注。他們表示,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繁榮穩定的重要引擎,中國方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肯定和參與,中國的科研創新為人類社會進步作出了新的貢獻。英國國會前議員喬治·加洛韋(George Galloway)表示,70年來,中國不斷創新、變革,適應形勢變化,這使其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盡管也遇到了一些外部的打壓,但中國經濟仍舊實現了騰飛。在中國政府領導下,私營經濟也得到了繁榮發展。中國不僅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還大大提高了人均壽命;在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不斷努力,實現了香港和澳門的回歸??梢哉f,中國在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展現出了卓越的智慧和遠見。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石田隆至對本報記者表示,聽了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平”二字。和平外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貫堅持的理念。70年來,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克服各種國內國際困難,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輝煌成就。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能夠成就今天這番前無古人的偉業,不僅令每個中國人充滿信心,而且讓不少發展中國家人民看到了希望,獲得了勇氣。這種“中國模式”已經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相信中國今后將會取得更大發展。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教授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70年來,中國在脫貧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時,中國持續推進科研創新領域發展。理解中國文化對于西方日益重要。中國研究在英國不斷發展,到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和到中國留學的英國學生都越來越多,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文明互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奧德蕾·阿祖萊(Audrey Azoulay)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教育、科技、經濟等多領域取得重要成就,也向國際社會傳遞了尊重歷史文化、開展教科文領域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推進沿線國家教育與文化交流合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宗旨相契合,有助于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

  中國仍是世界經濟引擎

  1月8日,世界銀行發布《2019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報告預測2019年到2021年全球經濟將面臨下行風險。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弗朗齊絲卡·奧恩佐格(Franziska Ohnsorge)表示,未來全球經濟將面臨4種風險:一是金融市場結構風險;二是貿易風險;三是政策不確定性風險;四是全球多數經濟體經濟增速同步放緩帶來的風險。報告認為,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將繼續逐步取消寬松政策。較高的債務水平使得一些經濟體,特別是貧困國家在面對全球利率攀升、投資者信心下降或匯率波動等情況時,表現更為脆弱。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要直面這一挑戰,并致力于推進公平發展,促進共享繁榮。

  奧恩佐格對本報記者表示,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速最快的地區之一。中國仍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存在較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缺口,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提升沿線各國互聯互通水平。中國在過去40年中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卓越貢獻。2019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開始采取措施,消除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障礙。中國經濟行穩致遠需要進行必要的經濟結構調整,中國有信心完成持續的、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Robin Xing)也表示,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中國將出臺更多結構性寬松措施和寬松的財政政策,并適度保持廣義信貸增長,這將有助于經濟增長。加拿大皇后大學國際與國防政策中心研究員詹姆斯·安德森(James L. Anderson)表示,作為最重要的全球增長引擎——中國正在通過強有力的宏觀政策和技術驅動的創新力量,為自身及世界提供保持經濟活力的智慧和方法。

  一帶一路行穩致遠

  4月25—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俄羅斯智庫瓦爾代俱樂部研究員蒂莫菲·博爾達切夫(Timofei Bordachev)認為,中國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為世界各國創造多邊合作的空間,從而推動實現共同繁榮。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嘉賓的地域代表性有所擴大。這意味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價值和影響力已經有了大幅提升。在國際貿易地圖上,“歐亞大陸橋”已經清晰可見。建立廣泛的多邊合作機制可以消除人們對中國的各種擔憂。對中國而言,用多邊主義的方法解決重大國際問題,可以有效地避免陷入孤立局面。中國只有依靠多邊途徑和機制,才能成為真正的全球合作領導者。

  瑞典國防大學國際事務助理教授米凱爾·維斯曼(Mikael Weissmann)表示,目前,中國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形象投入國際事務中。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強調政策上的協調,通過基礎設施、貿易、金融甚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連通中國與亞洲、南太平洋、東非和歐洲等國家?!耙粠б宦贰背h的提出與中國軟實力提升密切相關。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威廉·卡拉漢(William Callahan)表示,“一帶一路”倡議體現了中國希望通過構建更為有效的規范和規則,來重新構建區域秩序,并最終對全球秩序產生影響?!耙粠б宦贰睆娬{合作共贏,體現了中國的和平外交理念?!耙粠б宦贰碧岬降摹斑B通性”不僅僅停留在物理層面,同時也體現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的制度創設和行為規范等方面。

  澳大利亞墨爾本迪肯大學公民與全球化教授蒂姆·溫特(Tim Winter)表示,國際社會重點關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如貿易往來、基礎設施合作等。不過,“一帶一路”還帶來了一種文化合作,這一點不容忽視。中國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資源增進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

  期盼G20峰會擴大共識

  6月28—29日,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在日本大阪舉行。峰會通過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宣言》。英國牛津大學凱洛格學院教授克里斯·羅利(Chris Rowley)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二十國集團峰會召開的時間節點正處在歷史關鍵時刻。世界正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大國競爭加劇、保護主義抬頭等多重挑戰。在羅利看來,世界經濟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預計到2050年,亞洲將占據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38%,亞洲人口將占據全球總人口的51%。

  挪威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員雷恩·葉尼·林格倫(Wrenn Yennie Lindgren)認為,此次峰會能夠繼續保持開放市場和全球貿易的核心原則,提出降低風險和經濟不穩定性的解決方案。在當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G20迫切需要形成更好的國際協調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John Ross)表示,目前的全球經濟面臨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等挑戰,中國是開放式多邊貿易體系的主要捍衛者。開放式多邊貿易體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為世界帶來了發展和繁榮。維護這一體系,對于G20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全球挑戰中心主任丹尼斯·格利希(Dennis Gerlich)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G20在特定的政策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不僅有利于各成員國,也有利于整個世界。面對跨境及全球性挑戰,多邊的解決方案可能比單邊的更為有效。例如,在實現氣候目標等方面,G20能夠以可持續的方式影響全球議程。G20平臺上的經驗交流既為各國決策提供了寶貴借鑒,還可能對各成員國的國家政策產生直接影響。

  跨界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受到公眾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國際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認為,將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人員與其他社會利益相關者聯系起來,有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

  法國發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員讓-呂克·肖特(Jean-Luc Chotte)對本報記者表示,可持續發展要求既能夠滿足人們當前的需求,又不削弱滿足未來世代需求的能力。為實現這個目標,有許多學者正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中利用專業知識來定義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同時試圖了解通過何種進程可以更好地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有哪些。但是,只依靠某一學科的知識,難以提供能夠同時滿足當前和未來需求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通過跨學科合作來推動政策決策,以此闡明如何在不同領域通過協作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不同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矛盾。

  肖特提出,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為了促進可持續發展,應該鼓勵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各展所長?;A學科和應用學科應該發揮互補作用。我們既要鼓勵發展能夠生成“通用”知識的基礎學科,也要鼓勵應用學科研究現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但不應要求所有學科把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促進可持續發展所需的技術作為發展目標。對現在和未來需求的回答必須建立在通用的科學證據之上。我們應當沿著這個方向來理解自然和社會、全球與各地區之間的互動機制。在這種合作中,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需要彼此寬容、平等相待,不能覺得自己的學科處于主導地位或可以凌駕其他學科之上。需要創造條件,在一個新的維度下整合不同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論,而不只是用一個學科或領域的方法重新研究另一個學科或領域中的問題。要在考慮社會變化及其需求的情況下擴展思維。不僅要將學者與非學術領域的參與者聯系在一起,也要將通用或前沿的學術理論與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問題聯系起來。

  學術合作推進中西方文明互鑒

  知識是促進理解的基石。英國劍橋大學中國中心主任彼得·諾蘭(Peter Nolan)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西方智庫應通過人文交流,深化學術研究成果交流,增進西方政策制定者、商業決策者、學術研究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并鼓勵西方學者加強與中國政策制定者、專家學者溝通。誠然,跨文化交流與傳播存在多種挑戰,不僅是語言方面,還涉及歷史經驗方面。當前,世界正處于十字路口,西方發展面臨重重挑戰,值此關鍵歷史節點,西方學者需要增進對中國發展的理解,中國也需要增進對西方社會的理解。

  諾蘭提到,中英合作前景廣闊且意義重大。未來,在推進中英文明互鑒、人文交流方面,雙方大有可為。當前,中英學術合作比人們預想的要更深入。中英兩國學界應以現有規模為起點,推動雙方合作更加深入。知識是無國界的,科研人員需要進行人文交流及學術溝通。令人可喜的是,中英兩國都重視學術交流,認可人文交流的價值,并希望拓展交流范圍,因此雙方在未來開展更深更廣的合作是大勢所趨。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所長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也對本報記者表示,中英學術交流合作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英國的大學不再依賴歐盟的支持后,中英合作將變得更加重要。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大學取得了非凡的進步。在我們面臨共同的全球挑戰之際,對于英國的大學來說,與中國同行合作是很重要的。毫無疑問,中國在大多數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研究領域,社會科學領域也得到了發展。隨著各方面支持的增加,學術發展將更進一步。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強調,未來,中英兩國的學術合作將逐漸加深。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英國對中國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把更多對中國的了解帶入英國的學術領域,將成為英國學界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完善學術影響力評價機制

  學術研究可以不斷推動知識聚合,造福于全人類。然而,隨著當前數字技術的進步,學術研究在適應數字技術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數字創新中心副教授薩沙·弗里塞克(Sascha Friesike)認為,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開放學術改變了知識創造和分享的方式。從目前來看,盡管新的數字設施與線上傳播渠道的出現正在改變科學知識創造和傳播現狀,但一些政策制定者及相關研究組織并未充分認識到這一變化,傳統的學術影響力評價標準難以科學衡量不斷變化的知識創造和科學實踐。當前學術實踐正在發生轉變,并帶來了學術影響力形式的改變,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多方合作產生影響力;其次,學術影響力產生的形式不同;再次,學術影響力呈現動態變化趨勢。

  弗里塞克認為,雖然無法全面評價學術研究的影響力,但不能忽視產生學術影響力的各類重要途徑。過去長期以來,學者只通過單一途徑共享科研成果,即學者將其研究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在期刊上發表。然而,當前學術影響力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同時還會在數字通信技術的影響下產生變化。在一個日益依賴開放學術的世界里,只通過計算學術文章數量的方法來衡量學術影響力顯然已經不夠。因此,對學術影響力的評價要考慮到新的研究實踐、研究成果的不同形式等多方面因素。開放學術是當下評價一項研究的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框架。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公共政策教授喬納森·格蘭特(Jonathan Grant)表示,學術研究可以走出校門,為社會創造利益,因此準確理解學術影響力并據此對學者進行褒獎就變得很重要。學術研究產生影響力的方式各有不同,所以不能用單一的方法衡量學術研究的價值及影響力。

  數據技術助力社會科學研究

  推動數據技術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將有效推動社會科學的發展與變革。美國智庫城市研究所首席數據科學家格拉漢姆·麥克唐納(Graham MacDonald)對本報記者表示,數據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發展的第一個機遇是利用大數據系統模擬情景并進行預測,以更好地掌握公共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當前,決策者們希望了解政府出臺的每一項政策變革對不同人群產生的影響,并進行量化評估。但由于目前尚無十分有效的方法能夠同時對各項政策的影響進行量化評估,因此決策者們只能不斷進行政策調整來得到不同結果。但是,通過借助云計算便可對大量的政策變革進行平行設置。數據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發展的第二個機遇是將大數據與傳統數據資源結合,構建實時、成本效益高的早期預警系統。要進行準確的人口評估,研究者必須展開田野調查,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是隨著對大數據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再加上一些較小范圍的調查數據,便能夠幫助我們實施精確度更高、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人口普查。數據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發展的第三個機遇是網站抓取和文本提取等新技術,可以解鎖不同文本形式中“受困”的數據資源,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新材料、新思路。如今在計算機程序設計語言中,有很多工具能夠從便攜式文檔格式(PDF)文件中提取文本、從網站上抓取數據,并能使用先進的文本分析方法來對其進行處理,從而解鎖“受困”的數據資源,建立新的數據庫,幫助推動社會科學研究。

  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中國政治與社會高級教授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到,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密不可分?,F代化不僅需要具有創新性的自然科學,也需要具有創新性的社會科學?,F代化不僅帶來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政治、心理、哲學等方面的問題。因此,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尤為重要。

  新興技術影響未來就業形勢

  當前,數字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并快速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多個領域。公眾在享受新科技帶來的巨大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對人類勞動者前景的擔憂。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者應具備哪些技能?如何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技能?應該怎樣調整公共政策以適應技術進步引發的勞動力市場變化?

  布魯金斯學會政治治理研究項目研究員馬卡達·亨利-尼基(Makada Henry-Nickie)對本報記者表示,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我們能感覺到數字技術對工作、通信、商業、日常事務的影響,但由于缺乏清晰統一的定義、技術發展速度極快等原因,研究人員一直未能真正量化數字技術對經濟的影響。美國康奈爾大學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學院教授約翰·格里高利·莫里塞特(John Gregory Morrisett)的建議是,首先要打下堅實的“數字”基礎。例如,統計學在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中一向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它對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等領域的學習起著關鍵作用。一定程度的計算機技能對各專業學生來說都是必備的,即便無需每個人都會編寫復雜程序。其次,要注重人文科學與技術的融合?,F在許多技術專家對技術變革的社會影響缺乏了解。通識教育是一個好的起點,但還需要更多的跨學科學習和終身學習。如今,人們可能每隔幾年就轉換一次專業領域,所以再學習、再培訓是必要的。

  構建更平衡的國際關系理論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倫敦經濟學院榮休教授巴里·布贊(Barry Buzan)認為,國際關系理論起初就是建立在“核心”的關切維度之上的。而事實上,自19世紀以來,來自“邊緣”的國際關系主張,包括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泛地區主義等,就開始出現并不斷發出聲音。不過這些話語更多來自政治領袖、公共知識分子的表述,而非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來自“邊緣”與“核心”的國際關系話語開始出現緩慢融合的趨勢。這種趨勢需要在相互尊重、對話以及學習的精神下繼續融合。因此,他呼吁打破“歐洲中心論”,建立更加全球性的國際關系學。

  美國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國際安全項目主任斯蒂芬·米勒(Steven Miller)對本報記者表示,“我對現實主義給予了很大同情,我認為他們講的都是國際關系的根本基礎”。然而,現實主義的特征常常被誤導。權力很重要,這是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關于“國家是理性的”假定是對現實主義的誤導。很多人包括現實主義者自己都稱現實主義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錯誤認知很多時候是受某種偏見的誤導。

  國際關系理論在未來的發展會呈現出更多的多樣性,而那些一直被忽視的話語也可能逐漸變得更強。但是,有學者提醒,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或者構建,不能過度強調本土性和例外性,也不能突出對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與政治學教授邁克爾·巴內特(Michael Barnett)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某種程度上,所謂構建全球國際關系理論的提出是因為歐美相對在衰落——變得有些缺乏自信,資源相對在減少,實力也相對在減弱。但問題是,全球國際關系理論最終會成為類似不結盟運動,還是真正實現一般意義上的全球性,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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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汪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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