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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外交、地方外交與人文交流70年——人民的外交
2019年12月30日 09:09 來源:《國際展望》2019年第5期 作者:張驥 丁媛媛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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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植根于中國外交鮮明的人民性,在總體外交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間外交在兩極格局下成為新中國外交的特殊和先導渠道,并在改革開放后向服務于經濟建設轉型,民間性更加突出,主體更加多元。地方外交伴隨改革開放而興起,經歷了從中央驅動到中央和地方共同驅動的發展過程,一帶一路倡議為其提供了新的動力。中外人文交流在新時代伴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而興起,是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維度。70年的發展歷程啟迪我們: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是中國外交的基礎性工作,要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始終圍繞總體外交的中心任務,其發展演變體現了中國外交向大國外交的轉型;國家的發展進步是人民對外交往的基礎和保障;要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關鍵詞:中國外交;民間外交;地方外交;人文交流 

  作者簡介:張驥,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復旦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上海:200433);丁媛媛,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在新中國外交波瀾壯闊的70年輝煌歷程中,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是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奠定了國家間關系的社會和民意基礎,在總體外交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以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中外人文交流為主要承載形式,形成了對官方外交的重要支撐,甚至在一些特殊時期發揮了對外交往主渠道的作用,構成了中國特色外交的獨有特征和風格。同時,民間外交、地方外交與人文交流的發展歷程也體現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變革,中國外交主題的發展變革,以及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的發展變革。本文在系統總結中國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70年的發展歷程和經驗的基礎上,探討這一重要外交領域發展進程所體現的中國外交的轉型,中國特色外交思想及其對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啟示。 

  一 中國外交的人民屬性 

  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涵蓋的領域和內容雖有一定重合,但三種對外交往形式各有側重,具有各自的主體性。民間外交強調的是民間性,與官方外交相對應,其主體是非官方或半官方的團體、個人。地方外交強調的是地方性,與中央政府外交相對應,地方外交中既有地方政府層面的官方交往,亦有地方層面的民間交往。人文交流不是像前兩者那樣主要以外交主體來界定,而主要是從交往內容來界定。盡管中外人文交流的主體是人民,但人文交流并不是純粹民間性的,在官方關系中亦有人文交流的內容。因此,三種對外交往形式不是相互涵蓋的關系,而是各自有其不同的功能、主體和內涵。在人民交往領域,多種外交形式的并存和互補體現了中國外交豐富的層次性和靈活性。 

  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與其他外交形式相比,體現了非國家力量、非權力因素在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這是現代外交的重要特征,也充分表明70 年中國外交中的人民主體性。但是既然作為外交方式的一種,就必然要以促進國家間關系發展、促進世界和平與友好為目的,要有利于實現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捍衛國家利益,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純粹個體之間的對外交往,更不是西方國家一些所謂非政府組織以社會力量為名進行的滲透活動。從這個意義而言,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是具有一定政治性的外交活動,不能一味只突出其民間性。 

  中國外交具有鮮明的人民屬性。人民屬性反映著中國外交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就政治基礎而言,中國外交的人民屬性根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性質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屬性,是群眾路線在外交領域的體現。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外交(后稱為民間外交)這一外交方式的開創,既是對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政治邏輯的延續,也是兩極格局下對社會主義政權外交關系政治性的必然要求。 

  政治基礎的人民屬性也使得中國在外交關系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將對象國的統治集團(統治階級)與廣大人民相區分,這是民間外交得以展開的重要政治前提。這種區分,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體現為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尚未正式建交情況下的民間交往,并以這種民間交往推動國家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在改革開放后,則體現為在國家間政治關系存在問題和出現危機時,民間交往得以維持。政治基礎的人民屬性還體現在外交為民的理念。王毅在總結新中國外交70 年經驗時,將外交為民是中國外交的宗旨作為六大經驗之一。中國外交始終將服務人民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雙邊關系的發展要實實在在地惠及雙方人民。民間外交、地方外交和人文交流緊密圍繞這一宗旨開展。 

  社會基礎的人民屬性則反映了現代外交的基本特征。一是國家社會二元權力結構帶來的社會力量在外交決策中影響的上升。一方面,本國社會力量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外交形式,民間外交和地方外交必然要服務于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通過對對象國民間和地方開展工作,對其外交決策產生影響。由于各國的社會力量在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民間外交和地方外交的影響效果也得以加強。二是外交行為主體擴散,即從國家向次國家(地方)的擴散,從政府向社會組織甚至個人的擴散。改革開放后中國地方外交的興起正是中央向地方分權的結果。同時,改革開放也激活了廣泛的社會力量,一方面產生了大量民間外交的新主體,另一方面也使得廣大民眾在外交中的活躍性大大提升。三是交通的現代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便利了人民間的交往。尤其是全球化時代和信息社會的到來,極大地促進了中外普通民眾間的直接交流,也使得普通民眾參與外交進程的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類迎來了普遍交往的時代。與此同時,大眾傳媒(尤其是新媒體)也成為民眾影響外交決策日益重要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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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驥 丁媛媛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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