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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全球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科百年反思
2020年01月03日 1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04期 作者:阿米塔·阿查亞 巴里·布贊 張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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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與國際關系實踐密切相關??疾靽H關系學科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它經歷了一個從最初極端的核心—外圍結構發展到核心與外圍緩慢而穩定地融合,再邁向全球國際關系的過程。我們可以從五個階段分析國際關系學科與國際關系現實之間的聯系:19世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1815—1919)、兩次世界大戰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戰(1919—1945)、冷戰和去殖民化時期(1945—1989)、后冷戰時期(1990年至今)、未來幾十年。未來幾十年將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國際社會時代的延續,同時朝著深度多元主義的全球國際社會發展,在深度多元主義的國際社會里,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將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這一轉變也將決定國際關系學科的未來,推動它從以歐洲為中心的傳統國際關系學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發展。

  關鍵詞:全球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科百年

  作者簡介:阿米塔·阿查亞,美利堅大學教授;巴里·布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張發林,譯者南開大學副教授。

 

  引言

  1919年,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國家間和平與戰爭等緊迫問題,國際關系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猶如一戰結束的百年紀念一樣,國際關系學科的百年誕辰為我們駐足梳理和回顧學科的緣起與發展并反思其未來提供了契機。實際上,關于國際關系學科屬性和范圍的爭論由來已久。這樣的爭論主要源于一些學者對國際關系學科長期流行的狹隘西方中心論和它所根植的盎格魯中心主義的質疑,以及對學科更大包容性的呼吁。1但是,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一項單一的系統性研究將國際關系學思想推向非西方世界,并因此將這一學科的演進和方向置于一個更加寬泛的背景中思考。相較于對英國和美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關于非西方國際關系學思想的起源及其演進的文獻并不多,而且大多數非西方國際關系學科史著作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研究起點的。2至于歐洲和美國之外的國際關系學科制度化的信息, 更是十分匱乏。

  有鑒于此,我們將嘗試通過勾勒出非西方國際關系學中被忽視的一些方面,以增加國際關系學自身的普遍性。本文將從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與國際關系現實聯系入手,考察非西方世界里被遺忘的國際關系學科思想,并探討這種敘事如何慢慢地模糊國際關系學科中核心與邊緣的界限,以期為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提供一個不同且分層次的分析框架,推動國際關系學科朝更加全球性的方向發展。

  國際關系實踐與國際關系學科的互動

  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實際上與國際關系的性質和實踐緊密同步。一直以來,由于國際關系學科與現實事件和外交政策有著很強的聯系,這種同步本身不足為奇。3但恰是這種同步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國際關系學科眾所周知的歐洲中心主義結構特征是何時、如何以及為何形成的。一種觀點認為,當代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是西方歷史的凝練,并同時與西方政治理論交織在一起。雖然這種觀點有過度簡化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國際關系學科主要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西方歷史和西方政治理論即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理論。

  但是,如果國際關系學科從非西方世界中發展起來,國際關系理論又將如何?以中國為例,在其理論和實踐中,戰爭、外交和貿易都表現出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實踐和理解,今天所謂的“軟實力”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強國、帝國和宗主國等西方概念均不適用于中國。

  在過去幾十年里,隨著國際關系學科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關于西方歷史和政治理論無法代表非西方世界的更多證據不斷涌現。在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東南亞等不同地區,發源于西方世界的主流國際關系學概念與當地學者所理解和分析的事實越來越脫節。我們與阿什沃思的觀點大致是相同的:“如何應付來自其他群體的陌生人一直是人類歷史上的長久存在的問題,而直到最近幾個世紀,‘對外關系’問題(尤其是帝國主義和戰爭)才成為世界范圍內所有的社會階層關心的緊迫問題?!?現代的、全球性國際關系始于19世紀,“國際”這一概念就此發端,系統性的、全球性的、現代的國際關系思考也是如此?;诖?國際關系學科必須從過去兩個世紀里國際關系實踐與國際關系學科之間的關聯中找到平衡。

  我們將在國際關系的核心—外圍結構及其瓦解框架下,通過五個階段來追蹤這種聯系:19世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1815—1919)、兩次世界大戰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戰(1919—1945)、冷戰和去殖民化時期(1945—1989)、后冷戰時期(1990—至今)、未來幾十年。未來幾十年可能將是在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國際社會向深度多元主義發展的時代,在深度多元主義的國際社會里,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將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

  國際關系的核心-外圍結構

  第一階段:1815—1919年

  在19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關系實踐是建立在一個相對較小但非常強大的核心和一個大而相對弱的外圍之間極度不平等關系基礎上的。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是現代性革命的結果,它重新塑造了人類對物質和觀念的看法。這一過程始于英國,并在19世紀使少數國家獲得了相對于其他多數國家而言的極大的權力。5 核心主要是西方國家加上日本,它們迅速建立起一個帝國主義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的直接起源。這一核心的具體實踐包括,將“文明”國家和“野蠻”國家區分開來,前者構成國際社會,而后者依據其殖民從屬程度而受到區別對待,并不被視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但是,這個國際社會建立了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大國管理機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四十年里,它是第一個常設的政府間組織,成為應對經濟相互依賴所導致的壓力的主要機構。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核心國家是一個巨大沖擊,表明工業化戰爭不僅威脅其經濟和政治穩定,甚至威脅其存在本身。然而,這種沖擊并沒有改變殖民主義國際社會的物質和規范結構,這一結構已持續了近三十年。

  在這一階段,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水平遠高于“1919年創始論”所包含的內容?,F代國際關系學科的大部分基礎在1914年之前就已經發展起來,而這個“學科之前的學科”反映了國際關系現實的關注焦點,幾乎完全以核心區列強的視角為出發點。在1914年之前的幾十年里,國際關系學的大多數研究路徑已經成形?,F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地緣政治、戰爭研究、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以及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等,在核心國家內部都已出現,這一時期可以看作西方現代國際關系學發展的基礎。在這一時期,國際關系和國際社會與殖民關系之間有一種強烈的分離感,國際關系和國際社會被視為 “文明”國家之間的關系, 殖民關系雖然與文化、種族以及發展的差異性密切相關,但卻并不被視為“國際的”。在此期間,在外圍地區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國際關系思想,這些思想主要受反殖民和反種族主義目標所驅動,并且主要通過積極尋求復興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政治領導人所闡述。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泛區域思想,尤其是在亞洲,另外,拉丁美洲在促進主權平等和不干涉方面也較為突出。

  但是,即使在核心地區內,所有這些方面的制度化仍然很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關系作為一個學科的意識才開始浮現 。因此,國際關系學創立于1919年的觀點并不完全是錯誤的,但也遠非一個準確的解釋,這種觀點所扭曲的事實與它所闡明的事實一樣多。1919年以前,在核心和外圍地區都有大量關于國際關系學科的思考,其中大部分直接延續到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階段:1919—1945年

  盡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核心地區造成了創傷,但核心與外圍高度不平等的殖民結構基本上毫無變化地延續到戰間時期。核心與外圍地區間的巨大物質差距仍然存在,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仍然是“文明”國家的國際社會中的合法制度。同時,隨著現代性所帶來的意識形態差異體現在國家權力中,核心大國之間的關系也日益被意識形態的差異所強化:蘇聯的共產主義,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帶有種族主義的超民族主義,以及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20世紀20年代,新生的國際聯盟被寄予遏制大國間對抗和軍備競賽的希望,但這一希望在30年代徹底破滅,取之而來的是大國間加速的軍備競賽和深化的意識形態對抗。軍事技術特別是空中力量繼續迅速發展,破壞了大國間的穩定關系,強化了核心地區對外圍國家的持續統治。外圍地區依然相對脆弱和被動,至多是核心國家日益增加的零和博弈的爭奪對象。

  相較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全球國際社會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物質方面,它改變了權力分配,幾個大國(德國、日本、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實力被削弱,而美國和蘇聯則升級為“超級大國”。在觀念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非法化,為去殖民地和主權平等觀念的國際傳播開辟了道路。通過將法西斯主義非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關于現代性未來的意識形態競爭縮小到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人們第一次有意識地確立了國際關系學的名稱,并將其制度化為一個學科。國際關系在核心國家里悄然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和政策科學,尤其在美國和英國獲得了更多的發展優勢。正如“1919年創立論”所暗示的,這一時期國際關系學的焦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給核心國家帶來的短期政策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以及新生的國際聯盟的潛力。 這些焦點引發了理想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之間的大爭論,這場辯論事實上塑造了1945年后期的國際關系學。6在此背景下,殖民地依然不受關注。除了少數幾個英屬領地之外,殖民地本身并不屬于國際社會,并且依然位于西方和日本的邊緣地帶。一些機構、大學學科帶頭人和學院致力于國際關系的教學和研究,與國際聯盟相關聯的國際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每年舉辦一次,并試圖界定這一學科的范圍和內容。7在此期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仍然是國際關系學自然的一部分,女權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甚至都已有所發展。8

  邊緣地區的國際關系學思想繼續沿著反殖民和反種族主義的主題發展,且作為一種區別于西方宗主國的方式受到關注。關于發展的思考成為拉丁美洲和中國關注的焦點,9在中國、印度和日本,國際關系學出現了制度化的跡象。薩達爾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國際關系學印度理論”,10但是外圍國家的國際關系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于西方國際關系學的邊緣地位,甚至被其忽視,譬如日本京都學派提出的“后白種力量”(post-white power)思想。11

  第三階段:1945—1989年

  一直延續到1989年的冷戰/去殖民化,在核心地區表現出物質和觀念力量向兩極聚集的特征。美國和蘇聯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超級大國,它們之間對立的意識形態之爭塑造了世界現代性的演進。核武器的出現對這種對抗關系起到了調節作用。1947年以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強國間戰爭的擔憂,被兩個超級大國間的核戰爭威脅所延續且放大。全球核戰爭不僅可能毀滅文明,而且可能毀滅整個人類,因此,當對戰爭爆發的恐懼大于對戰爭失敗的恐懼時,它所造成的安全困境急劇放大。

  在冷戰和核對抗的同時,去殖民化一直在進行。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去殖民化將幾乎整個外圍國家以主權平等的身份正式納入到國際社會之中,并由此使國際社會從西方—殖民地式向西方—全球式轉變。從長遠來看,去殖民化可能被認為比冷戰更重要,它打破了作為“文明”國家間關系的國際關系實踐與宗主國—殖民地關系之間的隔閡,從而使國際關系第一次真正全球化。然而,從短期來看,外圍國家雖然在政治上正式解放,但仍處于弱勢地位,在經濟上從屬于核心大國,主要是西方和日本。盡管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有一些獨立的聲音和行動,但它們仍然貧窮和欠發達。它們嚴重依賴核心國家的援助和貿易,并深深地被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所滲透。雖然不再有殖民地,但核心—外圍結構以及界定這一結構的財富和權力差距仍然存在,并獲得了 “新殖民主義”這一新標簽。作為“第三世界”,外圍國家現在在世界政治中擁有了發言權和投票權,在政府間組織中也獲得了一些影響力,但這些權力和影響力并不大。在與蘇聯和第三世界短暫交好之后,中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成為美蘇兩個進程之外的局外人,在全球權力政治中是一個小小的第三極。事實證明,冷戰的終結并不是自由民主的勝利,至少最初并沒有推動西方—全球國際社會的快速發展。

  在這一階段,核心地區的國際關系學科實質上經歷了第二輪建設,學科的規模和制度化程度大幅提升,學科的主導性地位向美國轉移。盡管在歐洲、日本、韓國和其他地方,國際關系學科也有了實質性的發展,但該學科制度化的不斷拓展和深化,鞏固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占據的主導地位。有更多的研究機構,大學學科帶頭人和學院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相關的教學也更多。從20世紀50年代起,國際研究協會在美國成立,其他各種全國性的國際關系學術協會也紛紛成立,并以不同的方式促進該學科的發展。最初,國際關系學研究的主要議題依然是核心地區與冷戰和核武器相關的各種問題。這種研究導向反映到了理論發展上,尤其表現在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以及戰略研究(威懾理論)之中。核武器和威懾戰略是一個新現象,超出了之前戰爭研究的范圍,因此它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優先研究的議題。區域一體化理論、新自由制度主義等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同樣聚焦于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問題。這一時期,科學方法和傳統方法之間的(第二次)“大辯論”并沒有把國際關系學的范圍擴大到西方之外。在冷戰和核威懾的壓力下,主流國際關系學變得更加專業化、學術化、理論化。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同程度地遭到忽視,12女權主義被遺忘的時間更長。1945年以后,核心地區的國際關系學發展往往是展望未來式的,很少回顧過去,其在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地緣政治中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西方國際關系界對蘇聯集團的國際關系思想幾乎沒有興趣,這些思想通常被視為受國家所左右。

  在外圍地區,去殖民化將反殖民國際關系研究的基礎轉向經濟不平等和發展不足(新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在南非的反種族隔離和以色列的運動中仍然存在。國際關系學在第三世界出現了一些制度化發展,但由于大多數地區資源匱乏,其發展往往受國家影響,而且理論發展的職業化激勵不足。政治領袖繼續在外圍國家的國際關系思想中發揮重要作用,分別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泛阿拉伯主義和不結盟等思想。后殖民思想開始出現,并且排斥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文明”和“普世主義”標準。13更具體而言,20世紀50年代,依附思想從拉丁美洲經驗中被總結出來,14并且預示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在70年代誕生。

  與冷戰和核武器相比,盡管殖民主義和人類不平等 (種族主義)的非法化是國際關系結構和實踐的重大轉變,但其對主流國際關系學的影響相對較小。第三世界與發展研究成為了國際關系學課程的一部分,比如依附理論和后殖民主義等來自第三世界的思想,開始出現在主流國際關系學的邊緣。但是,國際關系學科以及國際關系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關注西方核心國家的問題和觀點,甚至地區主義也主要關注歐共體/歐盟。因此,盡管西方國際關系學確實開始將外圍地區納入其關注范圍,但這主要還是從核心國家的角度出發,從超級大國競爭和操縱的視角來看待第三世界及其相關事件。這種傾向也反映了美國在國際關系學領域內的獨特優勢,這種優勢不僅僅表現在學術人員的數量上,還表現在對資金、期刊、學術協會以及該領域的核心理論辯論的控制上。美國國際關系學自然而然反映了美國的國際關系現實:美國對冷戰、全球經濟和第三世界意識形態結盟的關注和利益。

  核心-外圍結構的瓦解

  第四階段:1990年—至今

  直到進入后冷戰和后去殖民化時期,核心與外圍之間在國際關系學科和國際關系實踐上的失衡狀況才開始發生顯著變化。20世紀90年代,這種失衡得到了短暫的延續,甚至加強。美國表面上的單極地位和全球化將西方的主導和歐洲中心主義思想推向了頂峰。冷戰的終結縮小了第三世界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間,隨著一些地區陷入混亂,而另一些地區開始攀登發展階梯,第三世界失去了凝聚力。但這一“單極時刻”在多重壓力下迅速崩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不同程度的崛起,被扎卡里亞稱作“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15全球反恐戰爭則耗費了美國的資源和自由主義聲譽。

  此外,到21世紀初,核心與外圍之間的財富和權力差距已經明顯縮小,這種差距是19世紀現代性革命引發的不平衡和綜合發展的結果。美國把注意力從安全問題優先轉移到第三世界一些小國身上,2001年之后再轉向全球反恐戰爭,這場反恐戰爭的主要根源在第三世界的伊斯蘭地區。在21世紀的前20年里,特別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中國迅速發展壯大,并且成為美國主導地位的主要挑戰者。2007—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不僅在物質上、觀念上,而且在道義上日漸衰落,全球國際社會開始朝著深度多元化的方向轉變。核心地區擴大了,外圍地區縮小了,而核心國家內部的國際關系也越來越涉及俄羅斯、中國、日本、歐盟和印度等一系列大國(或地區)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日益衰落的超級大國美國之間的關系。金磚四國和中國都開始創立政府間國際組織,并對它們認為缺乏代表性的西方秩序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挑戰。與此同時,核心和外圍國家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或通過諸如核擴散、恐怖主義和移民等一系列休戚相關問題,或通過對全球經濟、環境和網絡空間的管理,或通過核心國家對外圍國家沖突的干預,尤其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問題上。

  冷戰的終結對核心地區的國際關系學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它終結了現實主義和安全研究的主導地位,迎來了屬于自由主義的十年?,F實主義受到諸多挑戰,既包括單極化,也包括非國家行為體作為國家權威挑戰者的興起。自由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學迎來了春天,涉及全球化和霸權穩定理論、人權和民主和平理論、自由秩序、民主區域的擴大以及備受爭議的“民主國家協約”等理論。與“單極化”并非直接相關的是建構主義的興起,它首先用觀念、規范和身份來挑戰主流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間的理論爭論,隨后一些建構主義的理論分支與理性主義理論相融合。英國學派走向全球——英國學派通過建構主義找到了通向美國之路,并且由于它對歷史的開放態度,作為“非美國”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對構建中國學派可能具有的啟示,英國學派進入了日益發展的中國國際關系學。批判理論在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變得更加突出,它使國際關系理論的規范層面再次得到關注,并且旨在通過不同的思考來改變世界。作為批判理論的一部分,通過引入性別作為思考國際關系學的關鍵變量,女性主義也變得更為顯著。所有這些導致了第三次國際關系學大辯論,這次辯論主要圍繞認識論展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和后實證主義。不斷增加的理論多樣性伴隨著在核心區內持續的地域差異化。美國繼續對實證主義認識論情有獨鐘,并對中層理論產生偏好。即便如此,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在核心地區和非核心地區都生根發芽了。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關系學得到廣泛發展并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被制度化。美國依然在規模和制度方面保持著主導地位,但在理論發展和從學術協會到期刊的制度建設方面,已受到歐洲和亞洲的挑戰。16西方國際關系學及其核心觀點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是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地區試圖讓自己的歷史和政治哲學得到關注,并以此拓寬國際關系學的歷史和哲學基礎。非西方世界對美國和西方國際關系學的狹隘主義愈發不滿。后殖民主義成為重要的橋梁,把邊緣地區對歐洲中心主義、種族主義和虛假普遍主義的批評帶入核心地區,但這些批評仍然處于核心區國際關系學的邊緣。中國成為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最重要的來源,比如秦亞青和石之瑜的“關系理論”,閻學通的“道德現實主義”,以及唐世平的進化理論。在土耳其和印度也有一些類似的發展,一些關于伊斯蘭國際關系理論可能性的早期思考已然出現。

  不僅如此,核心區內國際關系學的多樣化,為外圍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思想空間。國際研究協會的包容性和全球影響力,以及世界國際研究委員會的出現,使這一學科的制度化發展顯著全球化。世界國際研究委員會是一個聯合機構,成員包括來自核心和外圍地區的國際關系學術協會。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試圖在新興的全球國際關系學中為自己開辟空間,而不是強調任何顯著的區域差異。全球國際關系學似乎已經成為一股更強勁的趨勢,它在融合核心和外圍方面更加一體化,而在包容不同學派方面又顯得更加松散。

  第五階段:展望未來

  當前世界秩序的危機和變革已成為共識。資本主義似乎因為其不穩定及其所造成的極端不平等(現在更多地表現在社會內部而非社會之間)而陷入巨大的麻煩之中。英國退出歐盟和特朗普上臺,已經將盎格魯地區從世界領導地位上拉下來。一個崛起的中國帶來了更多的未知因素——它青睞什么樣的世界秩序,它準備承擔什么樣的責任,以及它打算以合作的姿態還是主要憑借自身不斷增強的實力采取行動?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正在向多個中心擴散,有些中心是國家,有些則不是。

  為了觀察過去兩個世紀以及今后幾十年全球國際社會的發展,我們采用一些學者提出的一種寬泛的時期劃分方法。17第一輪國際關系學建設之時,現代國際關系實踐表現為帶有強烈核心—外圍特征的西方—殖民地式全球國際社會形式(從19世紀到1945年)。1945年后,殖民主義的終結使全球國際社會結構轉變為西方—全球的形式(1945—2008年),核心—外圍結構依然延續,但更為松散。2008年之后,西方的主導地位逐漸讓位給深層多元化的全球國際社會,在這種新形態下,多個財富、權力和文化中心出現,核心—外圍結構將會崩潰,而西方不再占據核心區域。自由主義失去了作為全球發展目的論的地位,讓位于文化差異性和多樣化的資本主義/多重現代性。深層多元主義可能表現出競爭性的或嵌入式的兩種形式。競爭性形式意味著不同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中心將互相質疑其合法性,將彼此視為對手或敵人而采取行動,在影響范圍上展開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應對共同命運問題所需的全球治理將出現不足。嵌入式方式意味著不同的中心將至少彼此包容,尊重和重視它們之間的多樣性。在此基礎上,它們將能夠更和平地共存,在應對共同威脅的功能性基礎展開合作。

  這種核心與外圍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促使我們思考國際關系學如何更加全球化,以便反映“他者的崛起”。自建立以來,國際關系學科已然拓展和深化,但這一趨勢需要繼續,以便適應全球化的不斷擴大和深化,以及深度多元主義世界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及其西方非主流同行已經展現出重新定義和拓展國際關系學的興趣和觀點,并由此引發了諸如“非西方”或“后西方”國際關系學和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討論。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西方之外的地方歷史,以及從全球角度講述的世界歷史。從其他地區的文化和歷史的角度思考國際關系,既需要納入歷史敘述之中,也需要納入理論化過程之中。還需要考慮的是,一些過去的邊緣地區依然存在對傳統核心地區的歷史怨恨,它繼續阻礙著當代國際關系實踐,也扭曲了國際關系學研究。國際關系學制度化的整合趨勢需要得到拓展和加強。

  結論

  國際關系學科如果要變得更加全球化,就必須再一次努力重建。誠如前文所述,當代國際關系學的第一輪和第二輪建設均發生在西方主導的鼎盛時期,而且都發生在核心地區內部,學科制度建設主要發生在盎格魯國家里。無論是國際關系學科的制度還是研究主題和理論,都反映了主導核心大國的利益和觀點。因此,國際關系學既受到議題和實踐的強烈影響,也受到一種特定世界歷史觀的影響,這些議題和實踐主要由西方大國所界定,而這種世界歷史觀是以歐洲歷史為中心的。根據羅伯特·考克斯的著名論斷,國際關系學的制度建設和理論發展是以盎格魯國家為主的核心國家根據其歷史觀為自己而設計的。18自其創立以來,這一學科就一直反映著某些國家的國情,而這些國家正位于一個極端的核心—外圍殖民和準殖民性的全球國際社會里。因此,核心區的觀點和關注的問題(或“歐洲中心主義”)被深深植入該學科的基因之中。這種觀點并不是要進行規范性的批判,而是歷史性的和結構性的觀察。就國際關系學創立時的背景而言,如果它從一開始就展現出本文所強調的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形式,則反倒令人驚訝。任何學科都應該反映它所產生的社會條件,尤其是在學科的形成階段,因此,國際關系學的上述發展不足為奇,也絕非特例。問題的關鍵不是批評國際關系學的過去,而在于指出它需要從哪里起步才能擺脫學科創立時的那些特征。

  國際關系學科的核心主題包括制度化、理論(即關于國際關系學的思考)和歷史,我們可以從這些方面加以總結和展望。

  幾十年來,國際關系學的制度化不僅已經擴展到核心區之外,而且正在建立真正的全球網絡和結構。這些發展已經成功改變了早期國際關系學在外圍和核心地區間的分離狀況。雖然目前的發展離全球范圍內機會均等這樣的美好愿景還相去甚遠,但中國、土耳其、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國際關系學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這些制度發展現在普遍受到歡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核心地區國際關系學界的支持。這些地區的制度發展已經融入全球制度之中,并且通常被看成是壯大這一學科的機會,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威脅。從制度層面而言,通往全球國際關系學之路雖然漫長,但看起來相對平穩。

  國際關系理論的故事在某些方面類似于國際關系學科制度的發展。外圍區對核心區的理論化發展敞開了大門,同時核心區也為后殖民思想提供了一些空間。需要再次指出的是,這種狀況并未達到一個較為完善的程度,還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后殖民主義與其他批判理論一起,在核心區國際關系學中找到了一個邊緣位置。這種邊緣地位會招致抱怨,但它也是進步的標志,甚至以前被排斥的思想現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中國和其他地區將自己的歷史和政治理論納入這一學科的努力受到普遍歡迎,但目前還處于初始階段。這些發展是否已被視為威脅,或將來是否會被視為威脅,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這個問題比國際關系學科制度所面臨的類似問題更難回答。后殖民主義可能被主流國際關系學視為威脅,一方面是因為實證“科學”意義上具有的缺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許多擁護者所背負的政治包袱。但是,這并沒有使其與其他批判理論明顯區分開來,它們之間的爭論和分歧都主要發生在核心區內部。誠如筆者所述,后殖民主義的憤懣是一個對當代國際關系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規范性因素。不幸的是,與后殖民主義一樣,這些批判理論大多充斥著晦澀且自我封閉的術語和措辭,難以令人理解。需要再次說明的是,當前朝著更加全球化的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但道路漫長陡峭,而且常常崎嶇不平。核心區國際關系學已經變得理論多樣化,通往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大門已相對開放。

  歷史問題可能是全球國際關系學最深層次而又最難以跨越的障礙。國際關系學不僅需要打破“政治學牢籠”,還需要從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的禁錮中解放出來。19邁出這一大步的關鍵在于,更加強有力地質疑那種認為西方歷史在19世紀和20世紀成為世界歷史的主要推動者而具有合理性的觀點。以歐洲中心論的視角來解讀前現代史顯然是乏力的,但這種做法卻根深蒂固。鑒于西方在創建第一個現代全球國際社會上的非凡影響,在思考未來時給予歐洲中心主義更大的作用也無可厚非。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在一個深度多元主義的世界里,財富和權力所支撐的文化多樣性正在迅速地重塑全球國際社會。一個普遍性的自由主義目的論正在變得更為分散。深層次的多元主義將通過重要的方式重塑全球國際社會,但是,這種深層次的多元主義本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傳統的影響。為了應對這種轉變,全球國際關系學并不是要忽視西方歷史,而是要將這一特定歷史放到更深刻的世界歷史視野中。如上所述,全球國際關系學需要扎根于真正的世界歷史之中。

  當前所表現出來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創新性融合的結果,一方面是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是人類悠久歷史的遺產;另一方面是現代性、相互依賴和全球化,這是19和20世紀西方統治的遺產。只有當國際關系學能夠拓寬其歷史視野,它才能夠正確地理解這種文化和現代性的迅速全球融合,并且加以理論化。對于打破對西方歷史根深蒂固的迷戀,我們有理由持樂觀態度,因為國際關系一直是一門靈活變通的學科,能夠迅速適應研究主題的改變所帶來的變化。在幾個不同時期里,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在許多方面都緊隨國際關系事件和結構。隨著狹隘的西方主導的全球國際社會特殊時代走向終結,國際關系學需要再次作出調整。國際關系學科已經隨著兩個不同的國際關系時代而改變,分別是延續至1945年的西方—殖民國際社會和大約存在于1945年至今的西方—全球國際社會。當前,一個深度多元化的全球國際社會正快速形成,西方世界將不再占據領導核心,而是具有后西方屬性,這與國際關系學成立之初的狀況截然不同。這個全球國際社會具有深度的多元主義特征,不同的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中心將出現,西方世界只是中心之一,或者可能是之二(如果美國和歐洲分道揚鑣)。不僅是在通常所理解的“全球化”意義上,而且就正不斷植根于人類的現代性而言,世界正在再一次真正成為一個整體,少數種族將不足擁有特權。全球國際關系學需要順應這一潮流,繼續致力于將核心和外圍地區的思想融合起來,發展出一個單一的制度性、理論性、世界歷史性框架。(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阿米塔·阿查亞 巴里·布贊 張發林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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