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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基于理性和關系性的比較研究
2020年01月07日 09:0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04期 作者:秦亞青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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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如果說社會科學理論的靈魂是由文化或共同背景知識塑造的理論硬核,那么,社會科學理論必然帶有地方性的印記。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會使理論本身超越初始地方性特征,但理論的文化印記是不會消失的。當今世界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變化,最明顯的莫過于非西方國家的群體崛起。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共存的所在,國際關系也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的實踐活動。與之相應的是,國際關系學在其誕生百年之際,開始有意識走向具有全球意義的話語體系和敘事訴求。這是國際關系學的百年大變,如果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在巨大變革中應運而生,一個重要標志無疑是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興起,而非西方文化資源恰恰為這一重要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智識資源。

   關鍵詞:理論硬核;西方主流國際關系;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作者簡介:秦亞青,外交學院教授。

 

  怎樣構建原創理論?這是國際關系學界一直在探索的問題。本文提出一種理論創新的文化路徑,即文化塑造了社會科學理論。1雖然構建普適性理論是學者之夢,但社會性知識都是人的實踐造就的,因此,它首先是地方性實踐的產物:起源于地方性實踐,發展于地方性知識生產,在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追求普適性意義和應用。文化是地方性實踐的結晶,因之是社會科學理論重要的創新資源和智識啟迪。文化要素構成了社會科學理論的靈魂內核,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文化印記,國際關系理論也是如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從其文化中汲取營養,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也需要從文化中得到啟迪,并在對話和論爭中演進。本文通過對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說明文化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和創新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文化與社會科學理論的形成

  理論是系統的思想。但理論不是紛繁思想的拼合,而是對一個基本思想或核心概念的系統闡釋和合理展開。理論構建是一個成核化過程:始于一個核心概念,然后圍繞這個概念不斷發展,逐步成為成熟的體系。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學術性理論都有一個、往往也只有一個這樣的初始概念,其他論述主要是為了論證和闡釋這個概念的。這個初始概念類似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理論硬核。

  拉卡托斯分析了理論的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硬核,二是保護帶,理論生成和發展的關鍵在于理論硬核,因為硬核界定理論,是理論的靈魂和生命。保護帶起到保護硬核的作用,即在出現與理論的核心論斷不相符合的現象時,通過保護帶的延展性調整和靈活性修正起到保護硬核的作用,使得理論本身不致被推翻。2用之于社會科學,則可假定,任何社會科學理論也是由一個初始的、基本的思想或稱之為理論硬核,逐漸發展為一個成熟的理論體系。據此,理論構建是一個基本思想或是理論硬核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這個硬核的發現和凝練賦予理論以生命。因此,發現和構建與其他理論不可通約、亦即一個具有不同視角和內涵的理論硬核是理論創新的關鍵,它的形成決定了理論的原創價值。3硬核說對如何構建原創性社會科學理論具有啟迪意義。

  (一)文化與理論硬核的形成

  社會科學理論不是人類隨心所欲創造的理論,而是人類在自身的知識結構和價值結構、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所界定的范疇內建構理論,是依照自身的實踐活動并通過這樣的實踐構建理論。正因為如此,文化與社會科學理論就有了直接的關系。簡言之,文化塑造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硬核。具體表現在實踐共同體與背景知識的關系之中。

  實踐共同體是基于共同實踐的社會群體,背景知識是界定實踐共同體的關鍵詞。4長期以來,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總是在物質和理念的二元結構框架中糾結,或此或彼,論爭不已。在以實踐為根本的研究范疇內,決定人的行動的不是單純的物質或是理念因素,而是使物質和理念因素具有意義的實踐。只有實踐才能打破二元分離、將物質和理念有機結合起來。實踐共同體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人的群體或社會。比如,國際關系領域的外交官群體,在長期的實踐活動和實踐性互動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因之也就形成了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實踐共同體。

  實踐共同體的形成依賴于“實踐性知識”,亦即約翰·賽爾提出的“背景”知識。賽爾將背景知識定義為“使有意圖功能成為可能的一組非意圖或前意圖能力?!?人的有意圖功能本身不包括這類無意圖或前意圖能力,但如若沒有后者,前者則根本不可能發生。語言學的語境是一個例子。語境確定了一個詞的準確意義,沒有語境,這個詞也就沒有確定意義。有了背景知識,人們才能對某種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對某種外在的事實作出詮釋,才能在某種情景下具有采取何種行動的取向。如“安全實踐共同體”就是指成員具有以非武力方式解決沖突的共同背景知識。6

  背景知識來源于實踐。學界可以被視為學術共同體,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自身的背景知識,并依照這樣的知識從事研究活動。比如,西方國際關系主流理論的主要背景知識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國際關系實踐,作為現實主義重要理論之一的均勢理論也是來自歐洲國際關系實踐。理論一旦形成,則又會反過來作用于實踐,對國際關系和國家行為產生重要影響?,F實主義主導了美國冷戰時期的對外政策,新自由制度主義則對冷戰后的國際關系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7

  背景知識定義了實踐共同體,因為背景知識使得一個群體在宏觀層面上形成相似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8背景知識建構了人的社會性大腦,成為包括社會學者在內的社會人思想孵化器。

  (二)文化共同體與理論硬核的建構

  以背景知識界定的實踐共同體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技術層面的,如紅十字會或是外交官群體;一類是社會層面的,如女性主義群體和勞工群體;第三類是文化層面的。文化層面的實踐共同體指以文明為基礎形成的文化群體,這個群體以文化作為自身最鮮明的標志。群體成員通過長期的實踐活動,形成了共同背景知識,因而形成了相似的世界觀取向,使他們具有宏觀意義上相似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本文強調文化層面的實踐共同體,更多地是指基于文明的文化。湯恩比作為研究單位的文明,9薩繆爾·亨廷頓所討論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等,都指向這類共同體。10將其稱為文化共同體,因為文明的結晶是文化。文明的范疇大于國家,但有些國家與文明高度契合,比如中國與儒家文明、英美等國家與基督教文明等。雖然實踐共同體具有不同類型,但根據背景知識是在長期實踐中積累形成的這一基本觀點,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體是最典型的實踐共同體。文化依著背景知識而界定,文化共同體依著“共同背景知識”而界定,這樣的背景知識只有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中才能形成,也只有在長時段實踐基礎上形成的背景知識才是最穩定的背景知識,所表現的正是一個群體宏觀層面相似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因此,文化就是一個社會的“共同背景知識”。以文明為基礎的、具有共同背景知識的共同體便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它最具實踐共同體特征,是實踐共同體的典型形態。

  “共同背景知識”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為認知和詮釋世界提供了框架和依據。共同背景知識不是現實和即時的知識能力,而是在歷史和實踐中形成的意義體系,任何現實和即時的事物,只有通過背景知識才能產生意義。就此而言,賽爾的背景知識與皮埃爾·布迪厄的“慣習”、安東尼·吉登斯的“實踐意識知識”具有相似的功能。當我們認知世界的時候,是依著我們的背景知識而認知的;當我們采取行動的時候,是依著我們的背景知識而確定行動取向的。

  背景知識是社會科學理論所產生的必要條件和實踐資源,是表象知識的語境。據此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推論,即以共同背景知識定義的文化構建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硬核。

  理性與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結構建構主義。這三種理論都是美國學者創建的,至今仍然主導了國際關系學科的研究議程。11美國主流理論效仿自然科學理論,強調理論的普適性不受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12但如果說以共同背景知識界定的文化塑造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硬核,那么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必然帶有西方文化的胎記。西方文化的一個最重要標記是個體理性:以個體為基本單位的原子本體論和以理性為標識的現代認識論不僅成為現代化進程的主導因素,也在相當程度上孕育了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在內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硬核。

  (一)新現實主義與工具理性

  新現實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末成型的國際關系主流理論,基本邏輯是“結構選擇”,指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決定了國家的國際行為。13這個理論可以用一個極其簡單的公式表示出來,即:B = f(S),其中B為國家行為,S為國際體系結構,國際體系結構是自變量,國家行為是因變量。由于新現實主義的主導變量是國際體系結構,所以又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

  肯尼思·華爾茲將國際體系結構明確定義為體系內大國實力的分布,國際關系中的單極、兩極、多極等術語就是用來描述體系結構格局的。冷戰時期國際體系被定義為兩極,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體系中兩個最重要的實力單位。以實力分布定義的體系結構決定了體系中國家的行為。比如,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在明顯單極格局中,亦即霸權國實力明顯超出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時候,國家最不可能采取戰爭行為;而在模糊單極格局中,亦即當霸權國和挑戰國實力接近的時候,兩者之間則很容易發生戰爭。14

  新現實主義邏輯的成立依靠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個體國家是理性行為體。這里包含了兩個要素,一是個體,二是理性。任何一個要素缺位,新現實主義的邏輯都無法成立。在新現實主義框架中,個體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國家的第一特征就是獨立的、自主的行為體。主權概念充分表現了這一特征,對內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對外不具有任何更高權威的特點表明現代性和現代人的個體意義。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個體性的基本表現就是自行決策的能力。第二個要素是工具理性。也就是說,所有個體行為體都明了自己的利益,知曉所處的環境,有能力作出合理的權衡并選擇最佳行動以實現利益。在明顯單極中為什么霸權國和潛在挑戰國都不太可能使用戰爭解決爭端,因為作為理性行為體,挑戰國實力差距明顯,知道戰則必敗;而霸權國實力超強,不必采取成本更高的戰爭行為就會實現自我利益。一旦單極格局開始模糊,霸權國會擔心優勢在挑戰國一邊,如不采取斷然行動,很快就會被挑戰國超越,即便屆時再戰,也沒有必勝把握;而挑戰國也因為實力接近而自我膨脹,容易貿然采取行動。因此,戰與和都是在國際體系結構條件下個體國家經過理性權衡的行為選擇,這種選擇要求個體獨立和理性權衡作為必要條件。這是典型的“經濟人”,也是主流敘事中的“現代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表述這種模糊單極格局下的國家行為的,近年也被一些學者用來解釋中美兩國的戰略關系。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制度理性

  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義向新現實主義發起挑戰。但這種挑戰更多的是在實際變量上的創新,而不是突破。新自由制度主義也是采用體系層面的理論構建方式,將華爾茲的主導自變量“體系結構”變成了“國際制度”。而在對個體理性的認識上,新自由制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高度一致的。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最大理論貢獻是提出了“國際制度”這個不同于新現實主義的自變量。羅伯特·基歐漢借鑒制度經濟學提出國際制度是國家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簡稱“制度選擇”。15如果套用新現實主義的因果公示,即B = f(I),其中I表示國際制度?;鶜W漢發現,在國際體系格局相同的條件下,國家有時選擇合作,有時選擇沖突。因此必然有另外一種因素在發生作用,使得國家在體系結構相同的條件下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取向,這個因素就是國際制度。國家采取不合作行為,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無政府國際體系不能保證國家之間不互相欺騙。國際制度可以加大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使相互欺騙的概率大大減少,因之促成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出的“制度”變量無疑是一種創新,因為在權力結構已定的情況下,制度有可能是決定性因素。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具體變量上做出很大創新,致使學界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的辯論變成“范式間”辯論。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主要自變量“國際制度”仍然是依賴個體和理性兩個要素才能發生作用,關鍵在于獨立的個體行為體對于成本效益的理性權衡。這與結構現實主義的 “經濟人”沒有差別。正因為這種深層的同質性,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的辯論逐漸式微,出現了“新—新趨同”,即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的所謂范式間論爭不復存在,兩者基本達成一致。正如奧利·維夫所說的那樣,“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已經不再不可通約。恰恰相反,兩種理論具有共同的‘理性主義’研究議程,具有共同的科學概念,在共同的無政府性(華爾茲)假定基礎上研究合作的進化和制度的效用(基歐漢)?!?6 基歐漢自己也認為,個體理性是新現實主義的核心假定,也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假定。正是個體理性,將體系要素和個體行為因果性地聯系在一起。17

  (三)建構主義與規范理性

  建構主義被西方國際關系學者視為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迥然不同的理論體系,亞歷山大·溫特自己也強調建構主義采用了不同于現有國際關系理論的理念主義本體論。但如果深入探討建構主義理論的硬核,就會發現在個體理性這一西方背景知識的結晶點上,建構主義也表現出了實質性相似。這一趨同最為明顯地表現在建構主義的主導研究議程——國際規范——上面。

  建構主義一個最重要的貢獻是用“文化選擇”代替了新現實主義的“結構選擇”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制度選擇”。如果說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最重要的自變量是國際體系結構,新自由制度主義最重要的自變量是國際制度,那么,建構主義最重要的自變量是國際體系文化。進而,這種文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以理念形式呈現的國際規范。規范是指一個群體或共同體成員共有的觀念和行為準則,溫特所提出的國際體系三種文化都與規范密切相關?;舨妓刮幕囊幏妒恰懊總€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洛克文化的規范是“生存也允許別人生存”,而康德文化的規范是“友誼和非暴力”。18這些規范指導國際社會成員的行為。

  雖然建構主義涉及的內容包含國際體系文化、身份認同、規則規范等,但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學界逐漸設定了以國際規范為核心的研究議程,刻意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得規范研究在21世紀伊始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主導議程。從規范產生到規范生長與傳播再到規范衰退與式微,規范發展的整個生命周期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形成了“規范選擇”的研究取向,將國際規范設為行為體行為的主要解釋變量。建構主義的“科學性”越來越強,單向因果鏈越來越明晰,終于也成為簡約到一個公式表示的理論,即B = f(N),其中N表示國際規范。

  國際規范之所以影響國家行為,樞紐機制仍然是個體理性,或曰“規范理性”。行為體具有個體理性,在面對規范的時候,首先就是權衡利弊,考慮后果,然后決定是否接受或遵從規范。進而,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行為體也會內化規范,逐漸將規范視為理所當然遵循的行為準則。在規范發展的重要階段,獨立個體和個體理性無疑是前提性假定??死泻站S爾認為,規則和規范的第一功能就是簡化決策者面對的復雜情景,使其理性能夠清晰表現出來;19杰弗里·切克爾在設計規范研究時也將“戰略權衡”作為接受規范的第一步驟;20瑪莎·芬尼莫爾的研究則表示,發展中國家接受教科文組織的“現代化國家”規范首先是因為這樣做會得到實惠。21因此,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規范理性”依然是工具理性的一種變異形態。失去了個體理性,規范不會發揮作用,主流建構主義的國際規范研究也就失去了邏輯支撐點。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硬核都有著顯性或是隱性的個體理性要素,這恰恰是西方現代化過程逐漸形成的背景知識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也成為其表象知識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個體理性不僅在國際關系主流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在諸如經濟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理論中也屬于核心假定。在原子世界的視野中,個體理性的邏輯和思路也是自然的、合理的。但世界是多面的,文化是多元的,實踐是多樣的,背景知識和表象知識因之也必然是豐富多彩而不是單一同質的。如果說文化孕育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硬核,那么,在一個不是以原子為基本單位的世界中,會出現什么樣的社會科學理論呢?

  關系性與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

  中華文化是以中華文明為基底的文化,中華文化共同體是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實踐共同體。如果說個體理性這樣重要的概念產生于以西方文明為基底的文化共同體的實踐之中,中華文化共同體長期的實踐活動也形成了豐富的共有背景知識,積淀出知識的結晶。從某種意義上講,“關系性”是中華文化共同體一個思維和行為的突出表象,也是一個可以形成國際關系理論硬核的重要理念。關系性既有本土實踐的深厚基礎,也有超越本土的巨大潛力。國際關系學科的名稱里雖然包含“關系”的字眼,但始終沒有對關系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發展出成熟的關系理論。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以下簡稱“關系理論”)正是以關系性為理論硬核的,并圍繞關系性這個核心概念展開的。

  (一)關系性世界:關系本體

  關系理論秉持關系本體,認為世界是由關系構成的。西方現代性科學背后的世界觀是一種原子本體論視野下的世界觀,把世界視為一個原子組成的天地,這些原子是實體的、自在的、分離的,有各自的特性和功能。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單位——民族國家——就是這樣的原子,每個國家都具有獨立自在的身份和自生的理性,諸多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依照體系中的實力分布、制度分布和理念分布等外在力量的作用進行互動。

  依照關系本體的視角,構成世界不是獨立原子,而是萬物眾生的關聯和互系。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關系具有本體地位和意義。這不是說世界不存在原子實體,而是說原子存在的意義只有在與其他原子互聯互系的實踐中才具有意義。這是一個互系世界,22任何個體都是互系中的個體,關系才是重要的因素和根本的分析單位。社會世界尤其如此。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社會,既不是個體本位,也不是社會本位,而是關系本位。23費孝通先生在討論中西社會差異時,使用了稻草捆和水波紋的比喻:前者界限分明、獨立自在;后者水紋依次、波波相連。24在關系本體的社會世界里,人是“社會人”,依著與其他人的關系而界定自我,依著在關系網絡中的位置權衡自我的利益。

  在關系世界里,行為體的互動是關系促成的根本性互動實踐以及由此形成的關系性過程。關系本體重視的是關系性過程而不是具象性實體。關系過程和個體是共時共在的,流動的關系過程建構了國家,國家也在關系過程中演進、轉化、再生成。建構主義也強調主體間互動,但是這種以原子本體為前提的互動只是表層互動。無論互動頻度和廣度達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界定或是改變兩個獨立個體的根本特征。25關系本體視角下的主體間互動是互嵌的,互動這種關系實踐本身決定了雙方的社會身份,促使雙方朝著對方發生變化。26這樣的變化是根本性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生成和演進。個體的社會屬性和特征只有在這種關系互動中才能夠得以界定,且會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對于社會人而言,沒有先定的絕對身份屬性。

  關系本體是中華文化背景知識中的一個核心要素,是中華社會一種普遍的實踐,經過幾千年的升華凝練,成為中華文化中表象知識的結晶。在某種程度上,原子本體和關系本體代表了世界兩種重要的世界觀,也反映了兩種既有相同也有差異的實踐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關系本體只存在于中華文化共同體中。誠然,中華文化對關系本體的認識和反映可能比其他文化共同體更加明顯,但關系是無處不在的,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無法避開關系這一社會根本屬性。

  (二)關系性邏輯:關系選擇

  關系理論以關系性邏輯為基本的行動邏輯。在一個原子世界里,行動的主要動因是個體理性。個體理性總是包含著鮮明的工具理性要素:個體可以獨立地確定自我利益并發現最佳獲利方式。迄今為止,國際關系學已經討論過的行動邏輯有三種: 目的性邏輯、適當性邏輯和實踐性邏輯,27而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集中在前兩種。28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行動邏輯是目的性邏輯,建構主義則是適當性邏輯。目的性邏輯是顯性工具理性邏輯,適當性邏輯是隱性工具理性邏輯。無論是哪一種,都必須以獨立個體和個體理性為前提假定,否則邏輯就無法成立,行動的依據也就不復存在。

  關系性邏輯是從關系世界的視角推衍出來的行動邏輯。行為體是動態關系過程中的社會行為體,只有在社會關系中才能確定身份和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行動取決于關系。簡言之,關系性邏輯的核心是“關系選擇”。主體間關系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溫特使用身份角色的概念討論國家行動。29同樣是擁核問題,美國對英國是支持,對朝鮮則是反對。為什么美國對待同樣事實的反應不一樣呢?因為美國相對于英國的角色身份是盟友,而朝鮮的則是敵人。雖然溫特仍然強調了獨立行為體的單方行動,但是這個經典例子所涉及的卻無疑是關系。美英關系性質是特殊盟友,美朝關系的性質是尚未正式結束戰爭的敵人,不同的關系性質決定了美國采取不同的政策行動。

  關系性邏輯不排斥理性,但包含的是關系理性,亦即理性是關系語境中的理性,理性的存在首先基于關系,理性是依著關系而界定的。溫特提出了三種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但這些文化首先表述的是某種性質的“自我—他者”關系:霍布斯文化表述敵對關系,洛克文化表述競爭關系,康德文化表述友誼關系。只有這些關系性質明確的前提下,才可以知曉行為體的行動是否理性。強調關系性,不是說否認個體和個體利益的存在。關系性邏輯首先秉持一個假定,即個體和整體的共時共在,猶如一滴海水和大海。正是因為這種共時共在,自我身份只能在與他者和群體關系中界定,自我利益只能在與他者和群體關系中實現。試想,如果一個商人以對待其他商人的方式對待父母,處處計算成本效益,則會被認為是非理性的。

  關系理性與目的性邏輯和適當性邏輯的根本不同在于它預設的關系本體。目的性邏輯和適當性邏輯都是以個體為研究起點、以原子本體論為前提的,而關系性理性則是以關系本體為前提的,個體只有在關系實踐中才具有社會意義。在社會世界里,理性是關系界定的理性,無論工具理性還是規范理性,都是如此。

  (三)關系性利益:達己達人

  利益是國際關系學中一個最核心的概念。原子世界的利益是個體性利益,而關系世界中的利益是關系性利益。關系理論認為,社會中的自我身份是在與他者和群體之間的關系中得以確定的。身份確定利益,因此,首先要討論的是社會關系在建構行為體身份過程中的作用。這就涉及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即關系本體意味著社會性“共在”。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存在假定是以自在為基礎的:個體獨立的自在決定了個體對自我利益的理性界定,也決定了自我在理性基礎上的自為。一些質疑個體自在理論的觀點則突出共在的意義。西方學者提出“關系先于國家”,認為關系享有優先于個體的地位;30中國學者提出,共在先于自在,任何自在都是以共在為前提的。31雖然這些觀點都反對個體理性主義的絕對自我存在前提,但卻都把個體存在和關系存在構建成一種二元對立結構,或是自在優先,或是共在優先。涉及利益問題,自在優先論必然將自我利益視為優先利益,而共在優先論則必然將群體利益視為優先利益,這樣一來,不是出現公地悲劇,就是以群體利益的名義抹殺個體利益。

  關系理論不贊成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觀點,而是秉持一種共時共在的存在觀。所謂共時共在,即指自在與他在、與群在的共時共在,強調自我存在和他者存在以及群體存在是同時發生的。關系理論不否定自我存在及其意義,因之承認自我利益的存在及其合理性?!斑_己達人”的思想顯然是承認自我利益的,否則不會有“達己”之說。同時,關系本體意味著,在社會場景中,自在總是與他在和群在共時共在、無法分割的。據此推衍,自我利益是存在的,但是自我利益與他者利益和群體利益又是無法分割的,自我利益的實現也必然與他者和群體利益的實現關聯在一起。

  生存利益是所謂無政府國際社會中國家的第一利益。但即便是生存利益也無法在純粹自在的條件下實現,而是在與他者與群體共時共在的條件下得以考慮和實現的。赫茲提出“安全困境”的著名論斷,認為在兩個國家的關系之中,甲方為了自身安全增加軍事力量的行動,會被乙方認為是一種對自己形成軍事威脅的做法,因此也就采取增加軍事實力的反措施。這一做法繼而又被甲方認定為對自己的威脅,于是進一步加大軍備力度。循環往復,雙方的生存安全感隨著軍事實力的增強反而越來越差。32“安全困境”的例子說明,即便是個體自我最基本的安全利益,也是一種關系性利益,是與他者安全利益高度關聯的。蘇美冷戰涉及生死存亡問題。美國的兩大安全戰略中,“核應用戰略”是以純粹的自我安全利益為前提的,主張美國實施單向摧毀戰略,即研發可以阻截蘇聯核導彈的防衛系統,使蘇聯不可能危及美國,而美國卻可以毀滅蘇聯;“確保相互摧毀戰略”則是承認雙方的第二次打擊能力,一旦一方使用核武器,另一方會有充分的報復性核實力,致使雙方都在核戰爭中被摧毀。33后一戰略反映了考慮他者安全利益的關系性思維,也是一種比較務實的戰略選擇。

  生存利益是一個極端例子,在個體理性主義者看來,這是最根本的、無法妥協的自我利益。但即便是在生存問題上,自我利益也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界定的,在與他者利益的交匯中實現的。當今國際社會已經比較普遍地接受了“相互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這些安全觀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關系性思維,即將自我的存在與他者的存在、與國際社會整體的存在聯系在一起,將自我安全利益和他者安全利益、與國際社會整體的安全利益聯系起來考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結語

  任何社會科學理論的適用性都是有限的。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文化路徑表明,如果說社會科學理論的靈魂是由文化或共同背景知識塑造的理論硬核,那么,社會科學理論必然帶有地方性的印記。背景知識是一個實踐共同體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這個實踐共同體從一開始就是地方性的,起始于處于某一地域或某一領域中的人的群體。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會使理論本身超越初始地方性特征,但理論的文化印記是不會消失的。

  這就指向了兩個重要的問題。

  一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地方性不僅一直存在,而且是合理的。沒有地方性,也就沒有社會科學理論的形成。國際關系理論一直是在尋求更有普遍性的理論,但迄今為止,國際關系理論的地方性從來沒有消失。均勢理論是在歐洲實踐基礎上產生的,但威斯特伐利亞意義上的均勢現象在前現代的東亞體系中從未發生。34同時,理論形成后對實踐產生反作用。雖然均勢理論是西方學者在歐洲實踐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表象知識,但當下其他地區的國際關系中卻表現出明顯的均勢秩序思維和均勢戰略行為。

  二是社會科學理論無論適用程度多么廣,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正因為社會科學理論是由地方性文化塑造的,所以會一直保留這種文化胎記,實踐的重要樞紐作用也為地方性知識在理論建構方面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任何一種理論總有無法解釋的社會現象,尤其在一個超出原有背景知識的領域或是區域。歐盟被認為是區域一體化的樣板,其他區域一體化總是習慣地使用歐盟的標準予以衡量。但是東盟一體化與歐盟一體化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35正因為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基于背景知識的學術實踐和學術創新就是合理的,對于互融互鑒也是必不可少的,舍此國際關系學就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系學。

  國際關系學科正式建立已經百年。當今世界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變化,最明顯的莫過于非西方國家的群體崛起。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共存的所在,國際關系也已經成為全球范疇內的實踐活動。與之相應的是,國際關系學在其誕生百年之際,開始有意識走向具有全球意義的話語體系和敘事訴求。36這是國際關系學的百年大變,如果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在巨大變革中應運而生,一個重要標志無疑是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興起,而非西方文化資源恰恰為這一重要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智識資源。(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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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秦亞青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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