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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在指導性案例中的實踐運用及其效果提升
2020年01月03日 09:52 來源:《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第1期 作者:孫光寧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孫光寧,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在司法領域,雖然在法理概念的準確內涵上尚未形成普遍共識,但是其外延范圍大致包括法律原則、政策和理論學說等內容,能夠作為補充性法源和說理論證的重要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性案例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法理實踐。法理在指導性案例中受到高度重視有著多種原因:定位于疑難案件的指導性案例需要法理作為輔助性法律淵源;法理能夠成為指導性案例的權威性論證理由;來源于本土司法實踐的指導性案例也能夠體現出“中國法理”的獨特之處。要進一步提升指導性案例中法理的積極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大幅增加指導性案例的數量,并在裁判理由部分專門突顯法理的作用;地方法院應當在審判程序中突出指導性案例及其法理:法官個人應當在掌握法理的基礎上積極適用指導性案例。法理的實踐效果借助于指導性案例而得以彰顯,體現了司法改革在制度和理念上的進步。

  關 鍵 詞:指導性案例/法理/法律原則/刑事政策/誠信原則/正當程序  Guiding Cases/Fali/Legal Principle/Criminal Policy/Good Faith Principle/Due Process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案例指導制度的實踐經驗與發展完善研究”(18BFX056)的階段性成果。

  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正式建立了案例指導制度。其后的七年多時間里,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發布了近百個指導性案例。從2011年第一批指導性案例發布開始,對于案例指導制度的關注就持續升溫。在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多的裁判文書直接援引了指導性案例作為論證和裁判的理由,①雖然這些裁判文書在絕對數量上無法與每年上千萬件的案件總數相比,但是,這種逐漸增多的趨勢就已經值得肯定了。在法學理論研究中,以案例指導或者指導性案例為主題的論文也在同期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傮w而言,現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在個案層面上,主要表現為部門法學者專注于分析、解讀和批判某個具體的指導性案例;在制度層面上,主要表現是對如何提高指導性案例的參照比率提出各種意見。雖然以上兩個層面上的分析非常有價值,但就案論案的個案層面和忽視個案的制度層面,對于全面研究案例指導制度來說,仍然顯得不夠。在這種背景下,通過對多個指導性案例中的共性進行分析,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能夠彌合前述二者之間“兩張皮”的現象。

  通過對現有指導性案例進行梳理后發現,“法理”普遍存在于諸多指導性案例之中,屬于跨個案研究的重點對象,前述兩個層面的現有研究仍然沒有細致關注到法理在指導性案例中的運用。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中也專門提及,裁判文書釋法說理“要釋明法理,說明裁判所依據的法律規范以及適用法律規范的理由:要講明情理,體現法理情相協調,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指導性案例的正式文本對原初判決書進行了編輯和提煉,這樣的指導地位更要求其文本的釋法說理充分體現“法理”。本文力圖挖掘法理在指導性案例中的實踐運用,首先充分展示指導性案例中的法理因素,進而分析指導性案例高度重視運用法理的多種原因,最后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這一研究不僅有助于提高案例指導制度被司法實踐認可的程度,進而提升該制度的效果,更有助于展示法理在法治實踐中的普遍存在,并推進其實踐作用的發揮。

  一、指導性案例中的法理界定及其表現

  雖然學界對于“法理”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是,具體到司法領域之中,還是能夠梳理出其基本含義和大致范圍的。張文顯教授在《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一文中認為:“自古以來,法理都被視為法律淵源或補充淵源或最后使用的法源?!艺J為,在社會情勢急劇變化的當代世界,以法理作為斷案的依據,已不是法官的‘拾遺補缺’,而是常態化的司法模式?!雹谥笇园咐陀忻黠@的疑難色彩,就更需要法理作為證立裁判結論的理由或者依據。根據法律淵源的通說,我國當代的主要法律淵源包括立法(制定法)、國家機關的決策和決定、司法機關的司法判例和法律解釋、國家和有關社會組織的政策、國際法、習慣、道德規范和正義觀念、社會規章和民間合約、外國法以及理論學說特別是法律學說。③

  基于目前已有指導性案例的特點,本文將司法領域中法理的范圍界定為法律原則、政策和理論學說。支持該界定的理由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符合“法理泛在”的整體表現特點。法理普遍地存在于法治的各個環節之中,有著豐富的表現形式,在司法領域中也是如此。通常并不將具體的制定法視為法理,但是對于司法審判中需要參考的其他補充性法律淵源,就可以納入法理的范圍之內。在英美法系的先例中,起決定作用的就是ratio decidendi,其經常被譯為裁判理由或者裁判理據。ratio decidendi的范圍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制定法,還包括大量法外因素,與法理的范圍有著相當一致的特點。借鑒于先例的指導性案例,也應當在作為補充性法律淵源的法理問題上持有開放姿態。(2)符合指導性案例自身的整體定位。每一個指導性案例都經過了法院內部的層層推薦和遴選,并非是普通的典型案例,而是帶有非常濃厚的疑難色彩。④這就意味著其裁判結論的形成特別需要法律規則之外的多種補充性法律淵源。這里需要對法律原則的法理地位進行說明。雖然部分法典也以條文的形式寫入了法律原則,但是,與法律規則較為簡單的適用方式不同,法律原則的適用需要具備多種條件,比較適合于帶有疑難色彩的案件,相應地也適合于定位于疑難案件的指導性案例。更重要的是,指導性案例所使用的法律原則并非完全被法典所直接規定,例如后文將要在行政指導性案例中分析的正當程序原則,更多的是一種理論界和實務界公認的通說(理論學說),應當屬于法理的范圍。(3)符合通過案例方式呈現法理的特點?!皩ε欣难辛暿桥欣▏覍W習法律知識和法理思想的主要途徑,在我國也同樣是發現或凝練法理的重要途徑,我們常常借助判例闡釋‘法理’、講解法理學知識?!雹莸?,案例的發生并不以當事人的意志為轉移,具有明顯的分散性、碎片化的特征,這也決定了通過案例呈現的法理并非系統和全面的,多是管中窺豹。指導性案例也是個案,而且現在數量并不十分充足,適用于其中的法理也有待擴張。目前,需要先對指導性案例中的法理進行廣泛梳理,才能夠為后續的總結和概括提供豐富的素材。

  簡而言之,法理在司法過程中主要以補充性法源的方式發揮作用,結合指導性案例的特點,基本范圍包括法律原則、政策和理論學說等?;诖朔N界定,我們可以對已經發布的指導性案例進行綜合考察,發現并總結其中運用法理的共性因素,作為進一步完善案例指導制度的重要參考。由于不能對每個指導性案例進行具體的分析和考察,這里對現有全部指導性案例的正式文本進行梳理之后,通過列表的方式來說明表現于眾多個案的共性法理因素。

  從表1中可以看到,指導性案例中運用法理尤其是一些比較基礎性的法理的情況還是非常普遍的。例如,面對著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之間的艱難選擇,最高人民法院通過高度相似的指導性案例4號和12號展示了如何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來解決上述難題。⑥法理在指導性案例中更為普遍的運用體現在民事指導性案例中的誠信原則上。雖然每個民事指導性案例都是以特定的法律規則作為最終裁判依據,但是,將誠信原則加入裁判理由進行充分論證,能夠使最終判決結論被接受的程度更高。在備受關注的案例指導開篇之作——指導性案例1號中,法官正是基于誠信原則對購房中飽受爭議的跳單問題進行了細致分析。⑦指導性案例2號雖然主要涉及民事訴訟程序,但是同樣體現了誠信原則(具體表現為違反了禁止反言的規則),⑧這一點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肯定。⑨其他相關指導性案例對待誠信原則的方式也比較類似。指導性案例中高頻出現將誠信原則作為論證理由,也是指導性案例的前身——公報案例的特點之一。從1985年到2007年間,《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直接涉及誠信原則的案件有53起,其中誠信原則與其他法律規范共同作為裁判理由或者依據的案件有42起。⑩雖然誠信原則并沒有在某個指導性案例中單獨作為裁判依據,但是,在總共31個民事指導性案例(不含知識產權案件)中,就有6個案例引述了誠信原則,這一比例已經說明了該法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與前述刑事政策和誠信原則不同,行政指導性案例中出現正當程序原則有著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國尚未有完整系統的《行政程序法》法典,而現實中又普遍存在著行政行為在程序上違法的情況,二者的反差給審理行政訴訟案件的法官帶來了不少困難,這些法官經常缺少明確直接、可供參考的細致規則。而很多行政指導性案例能夠提供體現正當程序原則的裁判規范,為解決類似的疑難案件提供了重要幫助。例如,2017年11月底發布的指導性案例88號強調,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應當告知相對人相應的行政許可期限,否則行政機關就不能以屆滿為由終止行政許可權益,這屬于行政程序違法。對于行政許可應當告知而未告知期限以及由此產生的細致后果如何判定,《行政許可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并不明確,尤其是涉及一些行政許可有可能影響公眾利益的情況。指導性案例88號對此進行了比較細致的規定,既強調了著重保護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同時又兼顧了公眾利益的訴求。如果說誠信原則在民事指導性案例中的普遍存在是作為附帶性論證理由的話,那么,對于專門程序法典缺位的行政指導性案例來說,正當程序原則才是最終決定裁判結果走向的隱性因素。當然,正當程序原則在特定案件中也會直接表現,比較典型的是指導性案例38號。該案為曾經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曾經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4期上發布。該案的判決書及在公報上發布的案件介紹和裁判理由,都強調了行政相對人應當被告知相應的情況,但是沒有直接出現“正當程序”的表述。而將該案重新整理并發布為指導性案例時,正式文本中專門出現了“從正當程序原則出發”這一表述,由此可見對該原則的重視程度。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對法律原則和政策的法理分析,都是能夠直接從指導性案例的正式文本中發現的,而另一種重要的法理——理論學說,是以隱性的方式影響著相關裁判結果。由于理論學說只是一種補充性法源,難以直接進入裁判文書并得以體現,而指導性案例的正式文本也是以生效判決文書為基礎進行編纂加工而成,同樣也很難明文體現理論學說。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在其對各個指導性案例的解讀中,比較直接地揭示了相關理論學說對審判結果的影響。例如,針對如何理解“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存在多種學說觀點,指導性案例8號選擇其中之一。(11)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指導性案例27號中,涉及的問題是區分盜竊與詐騙的刑法理論。(12)指導性案例21號針對繳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設費問題,實質上體現了“任何人不能從自己的錯誤或者違法行為中獲益”的法理。(13)指導性案例24號則針對交通事故侵權責任的范圍問題,認為無過錯受害人的特殊體質不能成為減輕侵權人責任范圍的法定理由。該案例實質上體現了侵權責任法中的“蛋殼腦袋理論”。(14)指導性案例56號則在裁判要點中集中體現了學理上的“管轄恒定原則”。(15)以上理論學說雖然并未成為形成裁判結果的直接依據,但是仍然在背后發揮著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這些案件最終被最高人民法院遴選為指導性案例的原因。

  除了以上由多個指導性案例共同指向的法理之外,還有一些個別指導性案例以比較“零散”的方式體現著法律原則等法理的應用,例如,指導性案例89號針對姓名權的限制問題體現了“公序良俗原則”。(1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第十三條專門規定:“除依據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規定外,法官可以運用下列論據論證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結論的正當性和可接受性:……法理及通行學術觀點”。這一要求已經在指導性案例的正式文本(主要是裁判理由部分)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當然,由于目前指導性案例在數量上仍然不夠充足,從中概括出所有法理的應用還存在著一定困難。但是,從上述綜合表現和零星表現兩個方面可以看到,法理在指導性案例中還是能夠得到普遍適用的。由此也可以預見,隨著指導性案例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我們會在其中看到越來越豐富的法理及其具體適用。

作者簡介

姓名:孫光寧 工作單位: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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